从陈去病故居出来，右拐至河边。隔河相望，“南园茶社”就在其对面。

    这个地方，应是“三元桥”老早的位置。一过桥，就到了南园茶社。想当年，陈去病和柳亚子等南社成员，经常在“南园茶社”雅集，纵论政事，研讨文学，该有多么的方便。

    现在，原本的三元桥早已消失了。在三元街的东首，建了一座通行汽车的“新三元桥”，而“老三元桥”亦因毁损严重，被移建到了古镇内三桥景区长庆桥东，原来“公园桥”的地方。

    我曾经好多次经过茶社，但往往只在门口一观，并未入内细看，或者是坐下来喝一杯茶的。最近的一次，雅兴袭来，居然在一个下午，偷得半日闲工夫，在茶社里喝了两个多小时的茶，还听了两个钟头的评弹。

    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到同里古镇游览的游客不多。而即便游客在古镇观光，大多时间并不宽裕，故真正能有空闲时间到南园茶社里去坐坐，喝喝茶的人更少。我那天去的时候，整座茶楼，近一百个茶位，也就十个人左右。

    本来吧，听说南园茶社的生意还是不错的。除了国内的顾客，还有大量的国外游客订座，往日的热闹与眼前的清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种情形，经营茶社的老板自然是苦不堪言的。但是我在现场看到，他们的脸上并无唉声叹气的表情，而是依然如故的热情招待客人。或许是百年南社人文精神对茶社潜移默化的影响吧，作为一种精神支柱，让他们能直面严峻现实，共克时艰难关。

    此时，我的内心是矛盾的。一方面体会着老板的苦衷，另一方面却又喜欢这样的环境。人少自然清静，少了耳边嘈杂。一个人慢吞吞地喝着清茶，笃悠悠地听着吴音。品味着苏州评弹传出的雅韵，享受着慢生活带来的乐趣，这在以往几乎是不可想象，难以企求的。

    谁料想半个时辰后，这种静雅的氛围被无情打破。最里面一桌的客人来了。我刚上楼时本来是想往里坐的，但被告知已预订。据我观察，来的人应该也是有些身份的，称呼都是“某总、某总”的。大声说话，旁若无人。这种对旁人，尤其是对台上演员不尊重的举动，已经影响到我喝茶的心情，以及听评弹的雅兴。

    我急忙移到转弯的普通席上，本来或有可能心里光火，上前劝阻，变成了敬而远之的退让，这或许是清茶消火，评弹宁心的功效吧？

    评弹演唱为男女双档形式，时长两个小时。其中分为四个段落，中间休息三次，每次十分钟。男演员唱功不错，应该也是久经沙场了。趁中场休息时间，我上前与他攀谈几句，说起我老单位会唱评弹的女同事，他居然认识，于是彼此交谈也热络了许多。当我询问想拍几张照和录一段像是否介意时，沈先生一口答应，说没关系，故使我的博文有了演出现场的配图。

    在演出的间歇，我还拍了茶社的内景。透过窗户，观望河岸及街巷的景色。感觉到南园茶社，真是位置绝佳啊。想当年，茶社的初创者应该也是慧眼独具吧？

南园茶社，初名为“福安茶馆”，由福安夫妻创办于清末。其前门面街，后门临水，上下两层，砖木结构，总面积约四百多平方米。据说当时上完街和卖完菜的人们，喜欢到此歇歇脚，喝喝茶，聊聊家长里短的事情，陈去病和柳亚子，就是这里的常客。

    当然，他俩不光仅仅是聊家常了，还有关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时常聚集进步青年，听民声、察民情，以诗词唱和形式，为民疾呼，鼓吹革命。可以说，福安茶馆成了南社的萌芽和摇篮。

    因与老板结下了不解之缘，当陈去病1930年从南京返乡后，提议把“福安茶馆”更名为“南园茶社”时，老板竟爽快地答应了。须知，这也是需要勇气的。因为“南园茶社”，去掉中间两字，就成了“南社”，具有浓重的政治色彩。

    我虽然不知道福安夫妇在茶馆里经营到何时，但看到眼前于1999年修缮恢复的茶社原貌，依然钦佩当年他们的勇气，尽管时代已经变迁，但他们的名字已经被人们牢记。

    如今，南社的风云早已消散，而被誉称“江南第一茶楼”的南园茶社依然在正常营业，接待着天南地北的游客。人们带着怀旧的情结来这里小坐，在喝茶聊天，吃点心，听评弹的同时，还对南社这个进步文化社团及其思想有了了解，可谓收获良多。

    我看着茶楼内“南市晓烟”这块同里旧八景之一的牌匾，以及陈去病、柳亚子先生当年常坐的桌椅、用过的茶具等物件，氤氲着南社浓郁的文脉之气，临走的时候有些依依不舍。回来后与两位好友说起，抽一个时间，一起前往，叙多年友情，度美好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