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因为被拖欠稿酬而维权吗？参与钓鱼台山庄维权声明的很多编剧，已经摆脱了被欺压的处境，甚至他们本身就是行业内的强势人物；我们是因为百花奖没有最佳编剧而维权吗？很多与会的编剧压根儿看不上这个奖，也不关心这个奖，甚至不知道这个电影节是没有最佳编剧的；我们是因为对制片人和导演不满而维权吗？我们当中一些人本身就兼制片人和导演。那我们为什么要搞编剧维权？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看看我们的处境。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随着文学被边缘化，编剧在影视产业中的地位在边缘化，编剧的话语权在丧失，编剧在影视创作中被忽略和遗忘，编剧在媒体、评奖和各种活动中被有意无意的矮化和歧视，这都是活生生的现实。编剧对一个作品的影响力在急剧下降，却在为整个影视产业承担骂名。所以，维权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正名。很多人把剧本创作水平和维权结合起来谈，这不是阴谋，就是无知。不光中国缺好编剧好剧本，全世界哪个地方不缺好编剧好剧本？！中国制片人挑剔编剧水平低，那编剧还认为中国制片人水平低呢，这种互相抬杠是没有意义的。提高产业水平，提高编剧水平是另一个问题，我们当下讨论的是权利！

不公正，不公正是我们起来维权的唯一原因。

维权的对象是谁？主管部门？制片人？导演？这是维权的困惑，编剧们不知道自己的对立面是谁，是他们又不完全是他们，其实对立面就是我们整个的产业环境。环境如何改变？是不是开个会就能改变？没有人会这么幼稚地想问题。那么，至少有个声明，可以呼吁大家关注一下这个问题。

很多编剧对维权大会感到不满足，在大会当天，要求发言的编剧太多，以致议程一再压缩，关于中国编剧目前的处境和摆脱困境的方法，大家都有自己的看法，每个编剧都是独立思考的个体，92个人92个想法，如何把大家的诉求集中、整合起来，是一个巨大的难题。不信，你跟92个编剧挨个儿谈一遍，你非崩溃不可。与会者的经历、资历和面对的问题是截然不同的，成熟编剧和刚入行的编剧，他们的诉求不仅很难统一，有时还是相抵触的。但是，最基本的共同之处还是有的：痛感编剧不被尊重，创作自由被侵犯，薪酬体系不合理。基于这些共识，我们提出三点要求：1、要求切实贯彻国家关于编剧署名权的规定；2、要求著作权被侵犯时行政主管部门应该干预；3、向影视衍生产品和新媒体的利润要分成。当然，还有要求增加“改编剧本”奖项的问题，以厘清版权关系，尊重原作者（这些本该是主管部门操心的事）。

这些要求，在一些编剧看来，太不过瘾，还有编剧认为要求依然太空泛，会议主题太悲情，不够奋进和激进，问题很多，但是好在大家团结起来了，第一次发出共同的声音，这是走向深化维权的第一步，也是最珍贵的一步。

有些影视界的同仁说：其实我们制片人、导演也应该维权……云云。你们维呀，谁拦着你们了？还有人说，其实闹也没有用的，改变不了什么的……云云。我们的看法是，维权也许改变不了什么，但是，不维权肯定会进一步丧失权利！今天，那些只抱怨却不敢公开发言的人，那些只忍受不敢公开表达的人，那些在背后说闲话说漂亮话的人，你们恐怕没有资格对编剧维权说三道四。躲在桌子下面小声嘀咕，别人永远听不见。

一些制片人向媒体表达卖得越多赔得越多，对电视台欠款表示不满，他们跟在编剧维权的身后，小声向媒体嘀咕，连自己的真名真姓都不敢说，自己的权益被侵犯，早该行动了，怎么编剧维权了你们才想起来自己的事儿？你们不是一直是“中心制”吗？

还有那些声称自己不要钱就可以写剧本的人，那些声称先提高质量再谈权利的人，那些说闹是不会有作用的人，其实他们从来没有少拿过一分钱！北京话叫这种人“装丫挺的”，当历史的车轮启动的时候，有些人注定是要被历史抛弃的。

我们编剧开始说“不”了，也许声音还不够洪亮，但我们说出了自己的心声，我们让公众知道，我们将不再忍受，我们不再是自言自语的弱者，我们在理直气壮地要求获得法律赋予的权利。

知名宪政学者陈永苗如此评价编剧维权：“……（笔者注：很多知识分子）没有法政的面具，人文精神一向萎缩，敢于抱怨资本，从也不敢挑战资本，更别说权力。可是如今一联合起来，诉诸于法律术语，或者知识产权，可以说人文精神就站起来了。通过抱怨诅咒，并不是人文精神的复兴，而是进一步衰败。只有老人和奴隶，才没有行动，只会抱怨诅咒。我看到，维权帮助人文精神变得青春强壮，孔武有力。 ”

我们希望，更多的编剧参与到我们当中来，我们为92个签名者感到骄傲，我们为没有参与签名但是公开支持我们的编剧感到骄傲，我们为中国编剧这个群体感到骄傲。

尊重原创，尊重文本，尊重编剧在影视产业的地位和作用，恢复中国编剧的光荣，这就是我们维权的最终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