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文学史，我有一种感觉，它的发展就如同一个生命个体的成长一样。就像一个小孩子呀呀学语一样——最早是一个字一个字的说，慢慢的变成了一个词，后来开始说短句，最后学会用复句……

中国的文学从形式上看，是丰富多彩的，她历经了上古的“神话”；两周的“诗歌”；先秦的“散文”；汉代的“词赋”；唐代的“诗词”；宋代的“传奇”；元代的“杂剧”；明清的“小说”，以及近现代的新文学形式。但是其中有一种形式却贯穿中华文化精神的始终——诗词。

我们的文学从先秦《诗经》开始，最先是四言诗，例如我们最熟悉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到了汉代出现了五言诗，于是就有了《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然后再往下，就有了七言唐诗。有了七言还不足，还要去追求一种语言的跌宕，便有了宋词。宋词也被称为“长短句”。

词和诗在朗诵上，相比较而言，诗平和押韵，一气呵成，顺流而下，可一泻千里。而词却不大一样，它在语言上有了跌宕。我们举个例子来感受一下，比如杜牧的诗——《清明》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如果我们用宋词的格调来读，语言就有了明显的跌宕。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同样是这二十八个字，读法不一样，情感就有所不同。这种文学形式的改变，不是在追求技巧上的创新，而是展现出个人心中的那一份愿望，跌宕使他更加细腻、丰满。

说到这里，我想到了一个人——纪晓岚。因为《四库全书》，他也就永载史册了。他的才华，我们不必再去赘言。那一份机智更是世间少有。我在看纪晓岚传记的时候，上面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因为纪晓岚的文采和书法都是绝佳的，所以常有人找他写扇面，以作纪念。有一天，乾隆皇帝拿了一把白扇面对纪晓岚说：“听闻纪爱卿书法一流，也给朕写个扇面如何？”。纪晓岚欣然答应，提笔就写了一首王之涣的《凉州词》：

黄河远上白云间， 一片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 春风不度玉门关。

可能是因为过于急切，想显摆自己，洋洋得意之间，却少写了一个“间”字。这是皇上给的扇面，且能涂改，再者，天子就在身边，这个怎么办？纪晓岚硬着头皮呈了上去，乾隆一看，少了一个字，便问怎么回事？纪晓岚急中生智，说：“皇上，我写的不是诗，而是词，让臣给皇上念念：

黄河远上白云一片，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乾隆皇帝哈哈大笑，佩服之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