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史”与“大红学”

《中国大历史》是黄仁宇先生的著作。之前，我并没有拜读过这本书。后来，我的一位长辈学者，专门打电话问我：能否在图书馆帮他借一本《中国大历史》，这个时候才引起我的好奇心。

 黄仁宇先生在2000年就已仙逝，但这部融汇他毕生心血的著作，会永远挺立在中国历史学界。

“大历史”（macro-history）这个词，是黄仁宇先生自创的，在我已阅读的小范围内，也确实没有见过谁造过这个词。“大”的含义，我的理解有两点：

第一：黄仁宇先生将自己“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学术观念导引到了中国历史的研究之中。其实这种“放宽视野”的理念本身并不新鲜，但是能不能做得到，就要考验学者本身的学识和修为了。黄仁宇先生的阅历，可能造就了这样的“视野”。1936年黄仁宇先生在南开大学读机电工程，后来从军，进入国民党成都中央军校，1950年退伍，辗转美国，攻读历史，1964年获得博士学位，并一直从事中国历史的教学和研究。这样一种生活状态，必定能让黄仁宇先生的视觉提升到世界历史之上。

第二：中国的历史典籍浩如烟海，黄仁宇先生倡导“大历史”，其实就是主张利用“归纳法”将现有史料高度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又前后连贯的纲领，然后再与欧美历史比较研究，从而扩宽史学视野。

就这两点便构成了“大历史”的史学高度。而偏偏就是这种学术理念正是当今红学研究所需要的，也是而今红学界最最缺乏的……

黄仁宇先生提倡“大历史”，我们可不可以也造一个“大红学”呢？《红楼梦》研究，一书名学，跃居显学之尊。很多学者都曾笑话红学界，说红学就是研究“曹雪芹亲戚的亲戚，朋友的朋友”，“一部《红楼梦》养活了数以万计的无用文人”。导致这种尴尬的境地，对于我们红学研究者来说，确实应该反思——为什么会这样？

受黄仁宇先生的启发，我认为，红学就应该有“大”“小”之分。“大”与“小”不是高低贵贱，不在档次的划分，更不是专业与非专业的区别，而在于红学研究的导向。

“小红学”，是对个人本身而言的，每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都可以通过《红楼梦》去完成一个自我心有所得的呈现，直面社会，人生、人性，然后用普通民众式的话语，进行一个自我内心的沟通，最后在纷繁复杂的红尘之中，找到一份存在的理由，找到一份文化的心灵依托。人人都可以用自己的生命感悟去诠释一种经典。换句话说，让历史活在当下，用生命个体去激活经典的这种可能性便是《红楼梦》称为“学”的原始根源。

但是这种“原始根源”很可能会导致一个错觉——当我们解读《红楼梦》的时候，你得到的结果，是属于你自己的《红楼梦》，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自己往往会误认为这是曹雪芹的《红楼梦》。还不断的奔走相告，欢呼雀跃。我们千万不要刺伤别人，说研究“小红学”的人是无知，因为对于他来说，这是坦诚地，发自肺腑地自我认识和解读。然而，这种所谓的解读和破译，对于自己有一种莫大的安慰，但是置于现实中，其意义就会被淡化。

 “大红学”，是对整个中华文化而言的，是对中国人传承文化的那份义务和责任而言的。“红学”的伟大，归根结底是因为中华文化的伟大；曹雪芹的伟大，至始至终是因为他秉承了华夏文化的基因，并让它闪烁在书中，而后伟大；《红楼梦》的伟大，是因为它站在了一个理念相通，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黄金点上，而异常光辉；红学家的伟大，是因为他们根据自己承袭的文化思维，从不同的路口出发，找到了无数条通向中华文化核心的道路，而殊途同归，万径同源。

“大红学”的获得，要将现有的红学资料高度压缩，勾勒出红学轮廓，然后安放在文化的历史长河之中，自己再攀爬到文化发展的高峰，细看它们之间的丝丝相连。

所以“大红学”，就是在洋洋洒洒的《红楼梦》里，在浩瀚的典籍中，在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外，在一个绝对的哲学、史学、文学高度，看中国文化的演变，找到文化变迁的内在律动。

就像，我们研究曹雪芹，不是无聊地研究他头发有多少根，而是要让民众明白，这是中国“史官文化”导致的必然现象；解析秦可卿的原型，我们也不要一味地讽刺，因为他展示了中国人审美的现实心理——揭视隐幽。

“大红学”的功德，不在《红楼梦》儿女情长，闺阁琐事，亭台楼阁里；也不在稀奇古怪，见仁见智的文字阐释中；更不在，硝烟四起，唾沫横飞的红学界现场，而是在中华五千年文化的根茎之中，在传承文化的一浪与一浪的连接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