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外文译本研究可以笼统的称为“西方红学研究”，因为国外的红学主要集中在“翻译”、“评论”等方面。从19世纪末以来，在欧美国家出版了不少的西文译本。从20世纪50年代以后，《红楼梦》译本的质量越来越高，而且先后出现了俄文全译本、英文全译本、法文全译本。根据著名翻译家姜其煌先生统计：英译本7种、法译本2中、俄译本1种、德译本1中、意译本1种、匈译本1种、罗译本1中、荷译本1种。其中不包括发表在报刊杂志上没有出单行本的译文和只少量节选翻译的译文。

    西方红学因受到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限制，从而界定了它们的发展方向。从《红楼梦》译本中能折射出红学在另一种文化状态下展现出来的面貌，也许这种被西化的“面貌”与我们心中的《红楼梦》大相径庭，但这却是实实在在的文化现象。

   翻译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是一项跨文化传播与交流的活动。它的难点在于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着差异性，“差异性”的根源是来自具有民族性的“语言”。语言又是文化最基本的形式，文化的形式建立在语言的形式之上。所以翻译行为就是两种文化之间的对话行为。那么翻译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将一种文化通过语言符号转化为另一种文化。然而这种“转化”不是绝对的，只能是相对的。文化具有强烈的民族个性。所以这种“转化”只能是最大限度的缩小与翻译目的语之间的距离。

    张秀英在《<红楼梦>及其英译的社会语言学研究》中写道：“由于《红楼梦》的语言打着社会文化的烙印，因而造成了翻译的复杂性。翻译《红楼梦》时应当充分考虑社会语言学因素，最大限度地保持原作的风姿。”洪涛也在论文《红楼梦英译本中的改译和等效问题》中写道：翻译《红楼梦》这样一部杰作，译者的任务已经不是“翻译”两个字可以笼罩得住。有时候翻译者其实是用另一种文字进行“再创作”（recreation）。不难看出《红楼梦》翻译的难度除了“语言”本身的难度外，还有中西宗教观的异同，世界观的异同，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宗法人伦与西方崇尚个性、追求自由的人生观之间的异同所造成的难度。

    那么对于《红楼梦》的翻译过程来说，最大的实施难点具体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红楼梦》书名的翻译。

    就以“红楼梦”这三个字来说，这首先就是不可译的诗化语言和中华美学概念。在中国古文化中以色彩来命名建筑物的可以说是不乏其例。例如“紫宫”代表帝王之家；“黄阁”代表宰相之府；“朱邸”为仕宦之第；“朱门”系富豪之宅；“白屋”乃贫寒之舍。所以“红楼梦”翻译成“Red   Chamber  Dream”或者“A  Dream  Of  Red  Chamber”都减弱了“红楼梦”这一书名本身具有的美学意义。更使西方人困惑的是“Red   Chamber”这个词本身在西方人眼里已经就是一种不可思议，莫名其妙的东西了。所以霍克思在他的译本中干脆把书名换成“The  Story  Of  The  Stone”（记在石头上的故事）。从而避开了书名翻译的难关，但是要知道此举已经将《红楼梦》的神奇削去了五分之一。

     第二《红楼梦》人名的翻译

     曹雪芹在为书中人物命名时可谓别出心裁，颇具匠心，不仅主人公的名字深含寓意，就是丫环，小厮的名字也大有深意。而且名字与人物关系、人物命运密切相关。这一点我们在《<红楼梦>人物创作研究》一节早已详细讨论过。正因为给人名赋予了那么多含义便造成了翻译的第一大难关。

     翻译人员采用的一般做法就是音译。例如“宝玉”音译为“Baoyu”但其中的真谛就晦而不彰了。在西方读者眼中“Baoyu”就是一个人名符号，没有任何的意义。更谈不上能体现《红楼梦》的文化特点。第二种手法就是意译，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人名本身的色彩，但是却闹出了不少的笑话。例如鸳鸯，她是贾母的忠实丫环。一些译本翻译成“Faithful Goose” (忠实的鹅），在法文译本中译成“couple de sarcelles”（一对小野鸭）。这种翻译并非是翻译者的水平不高所致，而是在对方的语言中找不到相对的词语。这完全是文化差异所致。

     第三：《红楼梦》中典故的翻译。

     典故是我国文化史中一种文化信息高度浓缩的载体，因而对于《红楼梦》翻译来说，这又成了第二大难关。所以杨宪益、戴乃迭翻译的《红楼梦》多采用直译+意译的方法。但这种被我们认为最好的翻译方法并不那么受西方读者的欢迎。因为他们阅读小说时很不原意去查看注脚。所以西方的翻译家们肯为正文花大力气，却不肯为注脚写一个字。在两种文化的差异下，要让西方读者真正读懂《红楼梦》中的典故恐怕是难上加难了。

      第四：《红楼梦》中俗语、谚语的翻译。

    《红楼梦》中俗语、谚语出现的频率最高。这也是我国文化中最富有民族性的部分之一。杨宪益译本（以下简称杨译本）采用直译法。霍克思译本（以下简称霍译本）则多采用意译或转换译法。两者各有千秋。直译虽然保持了原文的风貌，但西方读者看后不大明白。例如在《红楼梦》第二十四回中有一句俗语“巧媳妇做不出没米的粥来”。杨译本直译为“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  can’t  cook  a  meal  without  rice”英国人就不明白为什么主妇手中没有米就不能做出饭来。因为他们的主食是面包、牛奶。所以霍译本就用了转换译法“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  can’t  make  break   without  flour”。虽然意译和转换译法能让西方读者明白其意，但从中却消减了原有文化的本来面目和存在价值。再如“吃着碗里看着锅里”霍译本译为“one  eye  on  the  dish  and  the  other  on  the  saucepan”如果把“dish”（盘子）换成“bowl”（碗）西方读者就不大明白了，因为他们吃饭不用碗，而用的是盘子。

       第五：《红楼梦》韵文的翻译。

     《红楼梦》中的韵文可以说是一大奇观。我们已经作了专节讨论。中国文字，方体单音。欧洲文字是联体拼音，这是两种文化根本上的歧异。偶文韵语是中国文化的特点，也是古文化的主流。这是长短不齐的西方文字所达不到的。所以《红楼梦》中的诗文一经翻译，便觉得格格不入，不像那么回事。虽然翻译者个个水平了得，为此煞费苦心，但依然免不了左支右绌。例如“沁芳桥”的那副对联：“绕提柳借三篙翠   隔岸花分一脉香”，翻译为：

The  willows  which  enclose  the  shore  the  green  borrow  from  three  bamboos.

On  bank  apart ,  the  flowers  asunder  grow , yet  one  perfume  they  give .

虽然译文中上下联都是一样数字，但是“七言对”已变成了“十二言不对”了。在原著韵文中的“对偶”“押韵”在译文中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霍译本在诗词翻译方面还算是第一流的，但是遇到巧妙的“诗文联体”也就束手无策了。霍译本采用的是英语民族喜闻乐见的流畅英文表达方式。例如对《好了歌》的翻译：

Men  all  know  that  salvation  should  be  won ,

But  with   ambition  won’t  have  done , have  done .

Where  are  the  famous  ones  of  days  gone  by ?

In  grassy  graves  they  lie  now , every  one .

Men  all  know  that  salvation  should  be  won ,

But  with  their  riches  won’t  have  done , have  done .

Each  day  they  grumble  they’ve  not  made  enough ,

When  they’ve  enough , it’s  good  night  evenyone  !

Men  all  know  that  salvation  should  be  won ,

But  with  their  loving  wives  they  won’t  have  done .

The  darlings  every  day  protest  their  love:

But  once  you’re  dead , they’re  off  with  another  one .

Men  all  know  that  salvation  should  be  won ,

But  with  their  children  won’t  have  done ,  have  done .

Yet  though  of  parents  fond  there  is  no  lack ,

Of  grateful  children  saw  I  ne’er  a  one.

从英文形式上看，每行诗基本上有十个音节，分四个音步，采用抑扬格，比较押韵。但是问题随之而来了。在原著中“好”“了”既是《好了歌》的韵脚，又是《好了歌》含义的精华，在原著的下文中就给出了“好”“了”的解释——世上万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须是了。霍克思在翻译的时候为处理押韵把“好”“了”翻译成“won ” “done” “one”这样就无法处理下文的“含义”翻译了。像这样在翻译的过程中不能两全的例子就太多了。

此文摘录自： 马经义著《中国红学概论》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