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一篇博文一年前致吴敬琏先生的信，回顾官司进展，写到2011年2月22日开庭之后。从2月庭审结束到12月8日宣判，十个月的时间，其间都发生了什么？我方，对方，法院方，有些我知道，有些我不知道。在此，我把我知道的先写下来：

  2011年5月3日法院对吴敬琏的《询问笔录》及后面的事情

在官司两次开庭前后，双方律师都进行了接触，作非正式和正式调解。也有几位中间人沟通。给我的印象是，只要不给吴晓波戴抄袭的帽子，其他好说。也就是说，可以给钱，可以在小范围道歉。对此，我坚持我的底线，要承认抄袭，公开认错道歉。

吴晓波是畅销书作家，著作很多，有很多荣誉。他的行为有示范效应。以2009年为例，让我们看看他的“成绩”：

1，  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年度“中国青年领袖”；

2，  获得南方阅读盛典·2009最受读者关注的“年度十大作者”称号；

3，  2009年，吴晓波以750万元的版税收入，荣登第四届【中国作家富豪榜】第5位，引发广泛关注。

吴晓波当然是能写会写的人。很多时候，他只要动动笔，都可以把人家辛苦挖掘的材料拿来变成“美文”，或作为他的写作基础，而不提、忽略先前付出艰苦劳动的研究者和著作，让被“抄袭”的人有苦说不出。著作权法不保护史实，保护史实的表达。只有当两个作者表达完全一样时，才是最显而易见、板上钉钉的抄袭证据。以吴晓波的写作经验，是不会轻易留下可以被人指控的抄袭痕迹的。然而，在《吴敬琏传》中，他确实留下了确凿的抄袭证据，很多。经过筛选，我们提出了70余处。抄袭与否，是简单事实，白纸黑字，只要能认字的人，都看得出。除非有其他考虑，其他顾虑，其他目的的人，王顾左右而言他。

法院做得很仔细，长时间调查取证，安排了三个全天庭审，2010年12月3日，2011年2月22日、23日。实际上两天就完成了，节省了23日。举证、质证、法庭辩论，审理完毕，按理该判了，结果却在两个余月后的2011年5月，东城区法院知识产权庭的两位法官加一位书记员去上海，在5月3日，对吴敬琏进行询问，形成一个《询问笔录》。

这是一个寻常的询问吗？在程序上它是合法的吗？它对官司的最后判决起了什么影响作用？

接下来，我所经历和知道的官司进展是：

1，2011年5月20日，我方向东城区法院提交意见书；

2，东城区法院未予回应。2011年7月，就官司的程序正义问题上告北京市人大常委会；

3，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给北京市高院下督导函，北京市高院督导组将意见书下达东城区法院；

4，东城区法院向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口头汇报；

5，我方对东城区法院的口头汇报提出意见；

6，2011年11月底，接友人信，告之某人说：柳红官司输定了。说此话的人是与吴晓波、吴敬琏有直接间接来往的人。此时，我还在遥遥无期地等待判决，对方却已经知道了结果；

7，2011年12月8日，法庭宣判。法官先说了一段话，其中讲道：对于此判决，法院内部有不同意见，希望它只是一个逗号（大意）。判决结果：驳回柳红全部诉求。

法律，是讲事实根据的。我做研究，也以事实为基础。我不断地提醒自己，不预设立场，用事实说话；我关于《吴敬琏传》的史实错误的批评，和官司的过程叙述，都本着不轻易下判断，在事实的基础上做判断。欢迎一切在新的证据、材料基础上对我的批评。

接下来，我将上述过程中的有关文件一一公布。

文件1：

有吴敬琏亲笔签字的《询问笔录》影印件第1页（共4页）示意图。

文件2：

2011年5月12日我收到律师发来对吴敬琏的《询问笔录》后，当即回了一信。这是我的第一观感。我不是法律人士，它也不是文件。刚刚回看这封邮件，它不仅有我的看法，也表达了我当时的心情。愿意让读者了解：

各位律师好！

仔细读了小黄发来吴敬琏询问笔录，它十分值得重视，传递了很多信息：

1，吴敬琏生活和工作主要在北京。这次“询问”却被安排在上海中欧。两位法官加一位书记员专程前往，不寻常；如此浪费公币，匪夷所思。

2，这是有备而答的一场询问。从笔录看，没有废话。所有的情节，时间，字数很确定地道出，讲什么不讲什么，怎么取舍都是有所准备而且朝向一个方向的。

3，吴敬琏力图证明我没有著作权，一是口述并改过；二是工作期间所著。从一开始，他就给吴晓波提示从著作权方向推翻此案；他的这个思路，以及被告的努力和法院现在的倾向正在趋向一致。

4，按理，两本书的比对和抄袭认定，与传主没有直接关系。看来，法官通过比对推翻对吴晓波抄袭的指控有难度，可是他们又有倾向性，或有顾忌，于是只能寻求吴敬琏的证词，以给最终的裁决以依据------试图从根本上推翻著作权，绕开抄袭本身谈。

       再说吴敬琏的询问笔录，短短三页纸，充满了错误。我会用事实说话，专门给法官写一篇就这份询问笔录的意见，明天写出来发给你们。

        深重的悲哀感。

柳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