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者、异类——韩东访谈录》序

本书中收入了一九九三到二ΟΟ三年十年间我的六篇访谈以及《扎根》面市前后所做的一些书面采访。六篇录音访谈都经过我的校订，校订的时间于每篇访谈整理出后不久。这次编辑成书，没有再次进行统一的校订。

录音访谈最终呈现出的文字效果，取决于整理者的整理以及被采访者的修改、校订。前者，我基本无法控制。对于后者，修改校订的尺度每一篇都有所不同。比较而言，我前期的访谈修改校订的幅度要大，现在看来有点过分了。比如九三年所做的《诗人角色》，由于修改校订的刻意，今天再读不免觉得造作。后期的访谈我则尽量保持录音整理的原始面貌，只是将一些过于罗嗦重复的话、一些不便公开的谈论删除了。我认为，这一过程很有必要，为自己所说的话负责，也为谈及的人和事负责。

需要一提的是两篇访谈。一篇是杨黎录音整理的《没有比南京更远的地方》。此文已公开发表，在发表之前并未经我本人校订。读后我不禁深感痛苦，一来，整理得非常粗糙、常识性的错误百出。二来，有些谈论可以说是莫须有的，或者说我完全不是那样的意思，因此伤害了很多人我感到歉疚和不安。这次方有机会对该文进行校订，那次谈话应以我的校订本为准。当然造成的损失已经无法弥补了。这件事，也给了我一个教训，就是面对录音机和采访者所必须的警惕。这警惕应是一视同仁的，无论是你所厌恶的人或是推心置腹的朋友，甚至也包括自己。当我们面对墙壁说话时也应该知道有些话能说，有些话不能说，墙壁也会有回声，回声也会歪曲篡改所说的话，并造成恶劣的后果。

另一篇访谈《写作者、异类》中的一些篇幅因出版的原因被我删除了。将来若有机会可望恢复。

我做过的访谈还有一些，这次选编考虑到时间跨度，还有就是我所能收集到的、存于电脑中的。编辑时在格式、题目等方面做了一些调整，以配合书籍的整体要求。各篇访谈中都有一些重复的话题和内容，在观点和事实上或许也有矛盾之处，这些，我都不再做删节、修改了，保留原貌。

谈话录是一种古老的书写方式。这种方式自有它的优异之处，有它的顽强。“文如其人”，话，就更是如此。谈话录的现场感、即时性以及对抗性（问答之间）的和谐使得思想成为可流动的、可触摸的，使得叙述成为可感和富于人情的。好的谈话录就像剧本，使读者身临其境。作者在其中也变得柔软，不可能不顾反应地自说自话。差的访谈录则是一种掩饰，以掩饰为目的，在掩饰访谈录这种方式带来的“不利”（矛盾、漏洞、罗嗦、平常）的同时也取消了它的功用。从某种意义上说，访谈录是对被采访者的“精神赤裸”程度的一次考验。羞于见人者害怕访谈录，或者利用访谈录做风度的表演（通过粉饰、篡改、另写）。和文字打交道的人首先得说话。连话都说不好的人或许能通过文字欺世盗名，但在访谈录中其平庸乏味难免会显露无疑。

我喜欢访谈录这种方式，因为它是一种考验，因为它“赤裸”的程度，也因为它的“现实”性。读与写（或说）的关系在开始就是真实的，你不得不在一个具体的场景中对着一个现实的人说，渴望对方的理解，并接受刺激以及反馈。当然这种方式也是要经过学习才能把握的——整理修订过程的松紧程度以及它所产生的后果。访谈录是一柄双刃剑，作为一个有责任能力的写作的人，不仅需要了解它的性能，也得按规则行事。

2004.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