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放户

“下放户”，如今，谁还会提起这回事呢？

昨天，一家电视台的编导打电话给我，说他们要做一期关于下放户的节目，想请我去当嘉宾。我因为个人原因，谢绝了，但还是有所触动。过了一刻钟，编导再次来电话，说我不当嘉宾可以，但务必给他们提供一些关于下放户的材料。

他们找我，是因为读了我的小说《扎根》，那里面提到过下放户。那么，他们决定做这期节目是不是也因为读了《扎根》呢？我就不得而知了。下放户沉滓泛起，居然要成为话题了。

在《扎根》后面附录部分的小字典里有关于下放户一条，我说过，在当年的下放大军中他们是“不为人知、不为人见的一群”。下放这回事离我们已经甚远（三十五年前左右），有关下放人员的类别就更没人有兴趣过问了。据我所知，有那么几种。下放干部，下去前是国家干部，下去后仍然带薪（拿原来的工资）。虽然是全家下放，但在物质生活上是有保障的，甚至相当富裕。知识青年，高中或初中毕业后就下乡了，本人无工资，但父母在城里，因此经济上有后援有接济。下放户下放前则是城市里的工人阶层或无业人员，下去后没了工资，和当地农民一样靠挣工分吃饭。种田并不是他们的所长，又要养活一家（也是全家下去），其状况可想而知。还有一种下放人员为押送回乡的地主富农，政治地位虽低贱，但由于回到本乡本土，乡里乡亲的，日子也还过得去。记得当年的一个下放户，下放前是二级瓦工，老婆生了一对双胞胎，由于养不活，一个送人了，一个留着自己养。是否能够养活长大成人呢？我不知道。在《扎根》中，这孩子最终也没有养活，病死了。当然，那是小说。

知青不说。由于他们年轻，又有知识文化，终于等来了出头这一天。当年的知青如今很多都成了国家的栋梁，甚至成了权贵。下放的生活由于他们社会地位的转变而得以传播、为人知晓，以至成了一代人特殊而珍贵的记忆，成了火红岁月的一章。由于影视、由于文学、由于报刊和专业杂志，知青以及他们的生活我们并不陌生。下放干部亦然，只是他们的年纪老了点，当年生活的记忆和渲染热过以后已经有点过时了。押送回乡的地富，由于其传奇的色彩也常见报道，在影视和文学作品中也有迹可寻。惟有下放户几乎是被完全地忽略和遗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他们的生理年龄，缺乏文化又无人代言，决定了这一切。

这群人不在少数。每天我从家里出发去工作室，都要路过一个叫荷包套的地方。从八十年代开始，一直到本世纪初，近二十年的时间，荷包套两侧建有不少临时性的平房。那平房十分简陋，砖头暴露在外，上盖一层油毛毡，里面住着从农村返城的下放户。房子是临时的，这一临时就是二十年。这群人如今也不见了踪迹，大约已经搬到高楼豪宅里去了吧？

我告诉编导，下放户（主）的年龄当年在三十到五十左右，如今大约是六十到八十岁了。他们的子女正当壮年，或许已经有第三代或第四代了。后代们还会记得父辈们曾经当过“下放户”吗？他们有兴趣知道这回事吗？

2004-1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