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引发了巨大的灾难，也引发了全国范围的情感狂潮。开始时支离破碎，无序，后来变得越来越有序，有了一定之规。调门越来越高，声嘶力竭，看似率性而为，实际上被一种无情的“理性”所牢牢控制。在媒体报道方面体现为“正面宣传”，目赌大规模的死亡所产生的情感诉求被归结为民族、国家、政府之类的东西。“血脉”、“中国”、“中国人”、“中华民族”、“炎黄子孙”这些词语概念的使用不断攀升，形成舆论上的狂轰滥炸。灾难和死亡增加了民族的凝聚力，救援和煽动有利于重塑政府的形象。在此目的之下，各种“异端”自然是要被排斥的。举一小例，如小众菜园上的“曹寇事件”，其结果是被义愤填膺的网友们痛击，曹灰溜溜地走人。私下里，曹寇不是没有为灾区的惨状所震惊（有他的博客为证），甚至也曾热泪盈眶（我猜测），他只是不愿意将此情感归结为如他所言的“恶心”的说法。但曹还是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强人所难，有人愿意借题发挥，为国家、民族抒发豪情，你犯得着反对吗？他犯的第二个错误是不识时务，这是什么时候？也不看看天时、地利、人和，道德优先权天然地前提性地不在你那边。在哪边？当然是在那些自以为与国家、民族共度危难共享荣光的人那边。

作为一个写作为生的人，在这场灾难面前我深感无能为力。这也是我拒绝报刊媒体“写地震”的约稿的根本原因。这种时候，写什么都是没有用的，都是轻佻犯贱。正如朵渔在他“写地震”的诗里所言，会沦为“刀笔吏”。即使有沦为刀笔吏的危险，朵渔还是写了，这说明了他克服犹疑的勇气。而我，这些天里都处在这样的犹疑中。我觉得，只要有稍许的诚实和敏感，舞文弄墨的人都会有类似的体会。一方面觉得应该以自己的所长出力，一方面感到这样的出力不仅于事无补，还会造成一种粉饰死亡的罪恶。大批文人作家不假思索、大言不惭的抒情文字、诗歌的出笼证明了我的担心。此刻他们倒腾着“二手死亡”，此刻，他们忙于给死亡镶嵌文学金边，赤裸裸的直接的目睹被掩盖在一片滥情的咬文嚼字之中。除了说明他们还活着，活得很积极、很职业甚至专业，又有什么意义呢？倒是那些像死者一样沉默、失语的作家、“文人”让我感到了几分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