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Timeout》杂志王峰

1．您的新小说给人第一感觉就是题目挺新奇的，虽然通过您的注释了解了字面上的意思，还是想听听您本人对于这个题目的理解。

答：开始叫“小城好汉”，后来觉得不过瘾，然后碰见了“英特迈往”，就再无怀疑了。出书的时候叫“小城好汉之英特迈往”，是怕读者对“英特迈往”这个成语过于生疏。我觉得“英特迈往”是个好词儿，应该恢复使用，这四个字单看十分漂亮，组合在一起也铿锵有力，是值得普及一下的。很多朋友不知道它是成语，还以为是外语音译呢，他们猜测是不是英特网？有人联想起“英特纳雄耐尔”，这些误会都很有意思。

2．接着能谈谈创作这部小说时的背景和状态么？虽然您的叙述一向是口语化，拼图式的，非常好读也不刻意，但这次似乎那种时代感更强烈了，甚至超过了《扎根》。

答：背景就是身处一个急速变化的时代，新的信息应接不暇，人们已经很少回顾了。但我觉得回顾是必要的。是回顾，而不是怀旧。怀旧可能成为一种时尚，但如实深入的回顾却是自知的保证。无论年轻人还是中年人甚至老年人，无论个人还是集体，若无自知都会变得浅薄、野蛮。我写这本书时的状态一如既往，诚实和幽默是我孜孜以求的。惟有诚实才能对得起那些素材，惟有幽默才能具有对往事宽宏的理解力。既要呈现出那些逝去的时光和人物，又要体会到那变幻无常的虚无的意义。

3．另外在语言上，是不是当年作为第三代诗人的创作经历对您影响很大？（有一种说法是诗人都写不好小说）

答：不要有任何迷信，就算以前的诗人写不好小说，今天的诗人也不能认这个账。诗人写不好小说，哲学家写不好小说，当官的写不好小说，女人写不好小说……这些个说法层出不穷。其二，写作者的任何经历和训练都有可能成为写作的营养，当然，也有可能成为毒害，那要看个人了。海明威当过记者，这对他后来形成自己特别的风格不无关系。一切都是双刃剑，桥梁既可以用于交通也可以用来设卡。

4．小说中有一点也很有意思，从“1978”开始，您就用年份做为标题了，有什么特别的考虑没有？之前您也强调过您不把乡村作为牧歌来对待，那您再次提笔描写乡村，是想表达一些什么东西呢？

答：以年份作为标题是加强速度，这本小说前半部是“停滞”的，用于静观，后面，越来越快，乃是故意为之。我写乡村的确没有用牧歌的调子，也不着意批判。我熟悉的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的乡村，很具体，贫穷、饥饿、朴实、野蛮和人心的扭曲以及莫名的快乐都是题中应有之意。

5．可以的话想知道您本人对于您目前三部长篇小说的评价和比较。如果说这次有突破的话，那这种突破在于什么地方？至今您的作品基本都令自己满意么？

答：从写法上说，《扎根》朴实，《我和你》精确，《英特迈往》宽广，各有所长，亦有所短。写作《英特迈往》使我更精于长篇小说写作这回事了，这件事我要做下去，并觉得余地很大。正在写作或者正在酝酿的东西总是令我最满意的。创造的过程让我陶醉，还是尽量不要去管结果和评价吧。被推动前进要比渴望成果更让我觉得踏实。为写而写，为成为大师而成为大师我以为相当无聊。

6．大家关于您最熟悉的事件可能就是当年的“断裂”宣言，如果拿您这部最新的小说来看，您认为与上一代最根本的差别在哪里呢？或者说这一所谓的“断裂”的痕迹我们怎么来把握？

答：“断裂”不是针对上一代的，应该说它是一个空间概念，在同一时空下有不同的写作。有不自觉的本能的写作，也有为了短期目标或长期目标的写作，也许还有没有目标的但自觉的写作。所有的这些写作被纳入同一个判断系统或标准下是没有道理的。还是那句话，人有人道，虾有虾道。“断裂”反对的即是垄断、统一、削足适履和狭隘。狭隘统一的写作以及出版、评判、奖励、传播和推广伤害和限制了读者。

7．另外我一直不太理解为何将您归为所谓的先锋小说家。您自己是怎么理解的？

答：没有人将我归为“先锋小说家”。“先锋小说家”是特指，指引领上世纪八十年代小说写作风尚的那帮人，那帮人至今仍在写，亦有变化，但“先锋小说”或“先锋小说家”的帽子是戴定了。我和他们不搭界。他们写小说的时候我写诗。

8．之前您主演了李红旗的《好多大米》，这也有过很大反响。我比较关心的是，是否从朱文开始，作家介入电影的方式，是不是已经不仅局限于剧本了？而对这类有着鲜明“作家电影”烙印的电影，您是怎么看的？我个人会觉得它比较任性，有些地方会超出了电影本身的审美范畴。另外，您有没有继续当编剧或导演的打算？

答：给李红旗当演员完全是为了好玩，没有其他的意思。“作家电影”的提法我也是反对的。岂止是作家？如今拍电影的人各行各业的人都有，比如说，有几个经理去拍了电影，你总不能说他们拍的是“商人电影”吧？电影的门坎高，名利深重，容易造成垄断。不同行业的人跑去拍电影，有利于打破这垄断，有利于社会智力的进入。这是好事。我暂时还没有拍电影的打算，以后如果拍，也希望拍的是电影而非“作家电影”。就像我写的是小说，而不应该是“诗人小说”。

9．既然您不参加固定工作，那不写小说不玩电影的时候，平时都干些什么呢？

答：生活，就是生和活啊。为维持生计而奔波，另外还干一些生计以外的事，去体会活着的乐趣。“存在”，而不要成为什么，我需要经常这样提醒自己。

10．另外，最近程永新在访谈中提到“中国作家被高估和低估的顷向很严重”，您对这个说法有什么看法么？能不能透露下您个人比较看中的作家和作品。

答：关键是谁来“估”？那些权威的机构或者权威人物，他们的权威是很可疑的。读者和市场的评判吗？这倒是一个牵制和矫正的力量。最好的情况是，不同的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好作家和差作家，而不是道听途说，不由权威和市场来左右。评判和比较在读者的心目中，一旦外在化、体制化很容易造成争名夺利的事实。在我的心目中，好作家的名单肯定和你是不同的，和权威人士的宣布以及媒体的鼓噪是不同的。找机会我们好好聊聊，宣扬好作家、好诗人、好书、好诗我是很有热情的。

11．所以大家对您的创作过程也很好奇，比如怎么来写这样一部小说，有什么特别的写作习惯？

答：我没有特别值得一提的写作习惯，也没有任何排场或者牛逼的做派。这方面我绝对自然。既没有书架林立的书房，也没有一张辽阔的书桌，甚至电脑也相当破旧。不就是写字吗？够用就行。每天就像上班，细节乏善可陈。不是我朴素，而是我务实，大作家的派头或者学者的风雅都与我无缘，穷艺术家的寒酸我也敬而远之。所有的这些都于事无补，惟有像工匠一样地工作，苦乐就尽在其中了。

2007.11.16

补充的问题

1.在这部小说中朱红军这个人物让人印象非常深刻。他自幼有追求，能力也很强，但之后虽然当上了兵，却越活越没方向感。因为没有他上前线的必要，所以只能靠找自己人掐架来满足他的英雄情结。甚至最后因此毫无意义地送了命，却还在形式上死得像个好汉样子。像这样一生找不到较劲对象的荒诞，有太强的悲剧感。这只是因为文中所说的“生不逢时，英雄末路”么？

答：倒也不完全是，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偶然的运作。成功者喜欢讲必然性，失败者则归咎于偶然，其实，无论成功与失败，他们都受制于同样的宇宙和历史法则。这法则就是佛教说的因缘和合。我对失败者比较同情，所以强调了其中的偶然性，造化弄人，荒诞是其中的应有之意。悲剧在于人们认不清这一点，得意便忘形，失意便不肯服输。随顺觉悟的人生当真是稀有罕见。

2.此外主人公“我”、朱红军、丁小海等年轻人其实构成了一个挺有意思的谱系。从小说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既没有特别抗争什么，也没有特别对什么来妥协，和他们生活相关更多的往往是“撒尿游戏”这类躁动怪诞，却和大历史保持距离的东西。您是否暗示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规则，或者说这本身就是种对不安全感的反衬？

答：历史并不都是大事件，并不都是帝王将相、大人物，它存在于细节之中。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少年生活，有非常不同的就地取材的游戏。这些游戏与“历史风云”保持距离，使得日常生活得以延续，就算是撒尿“捣屁眼”之类的也一样非常珍贵。它们的确有某种抗衡作用，抗衡了无生趣的政治或“公共生活”。孩子们总是离自然、自发的状态更近的。

3.与此相关的便是，在您的小说中，可以说很少有我们之前所熟悉的那类“伤痕”文学味道。您是故意采用这种说书人般戏谑语调的么？比如您会写道：“由于时代的局限，父亲也有知识的盲点，不知道什么叫同性恋。否则的话，他肯定会告诉非地下党同学，他和地下党同学是同志关系。”然后您还一本正经地补充了大段解释。这样的情况有很多，感觉非常网络化了，这是出于表达本身的需求么？

答：我倒没有想过网络化的问题，经你这么一说，我觉得很有道理。网络不仅是一种技术手段，它还带来了交流的方式，甚至带来了某种说话、讲故事的方式。其实，这种方式是早已有之的，只不过由于和读者的隔绝，渐渐地不流行了。流行的是正儿八经，而不是富于幽默感和智慧的理解。幽默、开玩笑、调侃的确是面对历史和生活的态度。这态度便是距离、直觉的把握和理解，会心一笑包含了极其丰富的内容。所以永远有正史和野史之别。小说应是野史，启发的是人们的心智，而非获得解释历史的霸权。真正的历史在正史之外，它是千变万化、魅力无限的，讲述的是历史之真，而非真实的历史。

4.另一段让我记忆犹新的是“劈古琴”那段，父亲弹奏古琴的声音在“我”脑中竟完全被所谓的“时代最强音”所取代。而“我”唯一一次真切清晰地听到“古琴之声”，却是亲手用斧头将古琴当柴劈时听到的那“几乎沉闷”的一响。随后父亲还来加了把火，将琴谱也塞到了灶洞里。而这类有生命感的事物的缺失，正与时代精神的匮乏构成了张力。这就是您经验中此类事物的消逝方式吗？

答：也许可以这么说吧，“时代最强音”和古琴处于不同的价值体系中，几乎“不共戴天”，此消彼长是题中应有之意。被“时代最强音”毁灭的岂止是古琴的“沉闷之声”？它要毁灭一切，而让自己遗世独立。空虚乏味于是就免不了。繁荣和谐和共生有关，社会历史是这样，自然宇宙也是如此。人类的兴起使很多动物丧失了家园，现在我们意识到了，其它生命方式的存在、延续和人的精神健康是息息相关的。权力的膨胀必然造成垄断，垄断必然造成对异己的毁灭，而这毁灭必然会返回自身，使精神世界呈现出空虚可怕的空白。萧条便是一致、大一统、整齐划一，便是惟一，不允许例外，便是一元，压倒性的胜利。单调、枯竭、无趣、死亡如影随身。

5.马尔克斯有次提到《百年孤独》时表示他对这部小说完全有把握，因为它最接近他童年时具有的诗的概念，并且又像他从未见过，却从思想里取出来的国家。我们知道您小时候随父母下放苏北农村的经历对您影响很大，那“共水县城”之于您是不是也符合这样一种情况？

答：和马尔克斯不同的是，我的注意力在人的命运，而不是某个地点，因此“共水县城”写得比较平面。对历史我也没有再造的愿望，这本书的背景从属于我们延续至今的现实。并且，“诗意”也不是我最关心的。当然，童年和少年经验在写作此书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我并不可能把我的经历和书中的世界混淆。人的命运，度过时间，在时间中的变形以及戏剧性是我孜孜以求的。马尔克斯是史诗作者，而我不过是一个讲故事的人。马尔克斯的开篇可能是：话说盘古开天地……，我的开篇则是：从前有一个人……。也许我更“中国”一些吧，如果实在需要认祖归宗，找到《三言二拍》那里应该更可靠一些。

2007/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