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主笔  林晶

日本电影大师黑泽明曾说，要想建造好的房屋，必须先种柏树、杉树。如果东捡半截木棍，西拾几片木头，只能凑合成个脏土箱。凡是想用人的，必须先培养人。这几年，杜海滨有意识将自己的作品选在高校放映。他说，中国纪录片市场需要新鲜血液。如果有机会，我们尽可能去培养一些潜在的观众群，因为大学生是愿意去思考，愿意去投入的人群。杜海滨在这个行业呆了十年，他深知目前最急缺的是什么。

杜海滨小档案
人物介绍：杜海滨，1972年生，中国独立影像代表人物，2000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图片摄影系，1999至今拍摄《窦豆》《高楼下面》《人面桃花》《电影童年》《石山》《铁路沿线》、《伞》和《1428》等，其中，2001年，纪录片《铁路沿线》获中国首届独立映像展最佳纪录片和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特别奖。2007年，纪录片《伞》入选2007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地平线竞赛单元、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单元”、法国国际真实电影节获评委会特别奖等。 2009年，纪录片《1428》获第66届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竞赛单元”最佳纪录片奖。

每一次都是心路旅行
在北京电影学院图片摄影系读书的时候，杜海滨常常坐的一辆公共汽车，时间比较长，从城市的一端开往另外一端，路途要经过许多风景，那时候，他身上总是挂着相机，每次都不忘记按下快门。有一天，他突发奇想，为什么不讲讲售票员的故事？虽然他们每天从事着相同的工作，可是从每一声吆喝每一句问候里仍能听出许多的不同。就这样，在此后每一次坐车，他都会主动的和他们攀谈，慢慢的，就有了故事……

      

借助传统的影像模式无法满足当时杜海滨讲故事的诉求，随着DV盛行，就这样，杜海滨成功将自己带入了纪录片领域，那种能将现实的听觉与视觉都同时保存下来的方式。

杜海滨六次参加高考，到他上大学的时候，已经24岁，他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社会经验以及人际关系。课余接一些广告片的拍摄，九八年的时候，他一天可以挣八千块钱，所以优越感自然而生，他从不担心毕业以后的生活问题。由此，他有更多的资本来完成他的纪录片拍摄。

最初，他把镜头对准在陕西的宝鸡老家，拍摄那里形形色色的人。1999年，45分钟的纪录片处女作《窦豆》问世，贾樟柯将其带到日本参加一个纪录片电影节。而杜海滨拿奖是在2001年，以宝鸡火车站的一群流浪乞讨少年为主角的《铁路沿线》，为他夺得中国独立影像奖以及日本山形电影节新浪潮单元的特别奖。此后，他的镜头又聚焦高楼大厦的物业人员、成都夜总会表演的“伪娘”，还曾拍过东北采石场的工人等等，题材多样。前年，他拍摄的表现四川汶川地震的《1428》获得威尼斯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成为名副其实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纪录片导演。

“如果你有这个愿望和这个能力，你会从别人的生活当中发现一些乐趣，包括一些跟你不一样的，或者令你振动的，令你意外的。”当在铁路沿线拍摄流浪孩子的时候，杜海滨从他们身上发现了生活原本的意义，看到他们在霞光满天的铁路边支起几口锅煮面条时，会明白一日三餐的真正含义，那种最简单的快乐让你惭愧自己对生活的最基本了解。

与不同人群的接触，杜海滨也收获不浅。“是一个民间的气质，这些人他们为人处事的方法，他们的一些世界观多多少少都影响到了我。每一次拍摄结束之后，我都能发现自己的获得，从而更宽容。”

比如拍《石山》的时候，他跟一群东北爷们吃住在一起，无形当中也沾染了他们的些许豪气。“喝酒绝不多说，举起来就干。但是当他们真的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没有社会中的尔虞我诈，实际是个很简单的几个人的小社会。他们天天冒着生命危险去上山，把石头一锤一锤打裂打开，那种情况下如果想害一个人是很容易的。它也是一个极端环境，白天抡一天锤子，晚上喝点酒，八九点钟就睡了。”

“所以说每一次都是心路旅行。”拍《人面桃花》，杜海滨要面对的是与《石山》里阳刚之气完全不同的一种阴柔之气，一群反串演出的演员。完全不同的一个独立世界，复杂，多变，而且牵扯到许多隐私。拍摄者与拍摄对象之间以契约的形式开始，所有的行为都需要记录下来，要求绝对的信任，不要隐私做噱头，也没有猎奇，杜海滨许诺过他们，影片只在影展或者能够控制的环境里放映。在遵守着自己的诺言时，杜海滨得到了他们前所未有的信任。

“曾经有一次，杜海滨与一位美国的独立纪录片导演交流，谈到各自的处境，杜海滨心有感慨：独立纪录片的制作在全世界都不是那么容易，但他比自己更为幸运的是，他在全民鼓励的氛围下成长，他所做的被这个社会视为高尚的职业，而国内纪录片导演的状况却差距甚远。”

“做纪录片一个比较好的地方是没有什么诱惑，因为从一开始它就不会给你带来太多利益，人心也就不会那么浮躁。”对于杜海滨而言，他只是把一个爱好贯穿始终，“虽然苦一点，但是做的是自己喜欢的事情。这听起来有点安慰人，但是的确是这么回事，没有人逼我。”

出发点是道德和良知
曾经有一次，杜海滨与一位美国的独立纪录片导演交流，谈到各自的处境，杜海滨心有感慨：独立纪录片的制作在全世界都不是那么容易，但他比自己更为幸运的是，他在全民鼓励的氛围下成长，他所做的被这个社会视为高尚的职业，而国内纪录片导演的状况却差距甚远。那位美国导演向杜海滨举了一个例子，他们开车环美旅行，途中遇到许多人，每每被问及从事什么职业，当如实告知对方时，无一例外收到的总是夸赞。“就连女孩子看他们的眼光都不一样，是那种特别崇敬、敬仰的目光。我们国家就不一样，别人会觉得你们是不是在偷东西？”

有一年一个国际纪录片导演来中国取素材，杜海滨全程陪同。他们在一个建筑工地停下，正打算打开机器透过镜头看看有无拍摄目标时，对方气势汹汹的上前阻止，凶恶盘问。“黑社会一样冲了出来，好像来曝他们的光一样。”杜海滨与对方据理力争，就在这个时，某个角落里，那位导演悄悄打开了摄像机，“的确很写实。”

其实这样的情况，在杜海滨拍摄的经历中，屡见不鲜。防范之心人皆有之，但作为从业人员，杜海滨说，一定要有自己的专业素养和职业操守，这也是他面对各种各样不同人群时一直坚守的一个原则。 “我们是做艺术创作，无论关注哪个层面的人，出发点是道德和良知。只要我们有这样的用心，我们再去创作的时候，就有了艺术的底线。也有人问我，老拍纪录片，是不是有什么独特的功能和技巧，其实没有，唯一的就是做人。”

“做纪录片一个比较好的地方是没有什么诱惑，因为从一开始它就不会给你带来太多利益，人心也就不会那么浮躁。”对于杜海滨而言，他只是把一个爱好贯穿始终，“虽然苦一点，但是做的是自己喜欢的事情。这听起来有点安慰人，但是的确是这么回事，没有人逼我。”

杜海滨现在着手拍摄的作品，是关于90后的一个纪录片。 在山西平遥的时候，他碰到一群年轻人，扛着一面红旗，举着一展横幅，打算走遍全国，以此来表达他们的爱国主义热情，当时正值国庆大阅兵。“这个事还挺刺激我的。我觉得不正常，无论是80后还是90后，我们很少看到这种发自个人的爱国行为，他们有特别强烈的个性，他们愿意用这样张扬的方式来表达，我想知道他们背后的原因。”

这一次，也给杜海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个毕竟不是我们传统片子里的东西。我想每一个纪录片导演都有一种愿望，我不只是简单的运用别人之前的经验，我们都希望从自己的作品中总结经验，也为纪录片这件事或者这个本体做一点点贡献。”

Q&A

影视圈：现在中国的独立制片人没有达到或者形成一种气侯，你对此怎么看？
杜海滨：看到一个新闻说，投了很多钱在纪录片市场但是没有回报。我到现在没有拿过体制里的一分钱做纪录片，但是我们做很多纪录片，还有很多跟我一样的导演都是这样。我们这些民间的纪录片导演或者是制片人，和体制内的一起共同构建中国纪录片的格局。世界认识中国纪录片不会去划分体制内和民间，但我们看到的效果是，他们拿了相对多的或者绝对的国家资金，可是他们没有创造在国际上更多的影响。恰恰是我们，反而创造了中国纪录片在国际上的影响或者是一个进步。

影视圈：你的资金主要来自哪里？
杜海滨：基金会，民间的资本，电影节的资助。这个取得的过程不是那么容易，对我来说现在会好一点点，因为你有了一点名。但你要放在全球的格局上，这个钱不只是针对中国的，还有大量的欠发达地区或国家，西方国家或者发达国家，用这些钱来资助我们，也是杯水车薪，竞争的人很多。

影视圈：你怎么看你现在的状态？
杜海滨：我失去了很多，也得到了很多，所以我也不抱怨。我对这个世界的认识观察，我是花了很多时间，可以说，我对眼前的世界，被我摄影机记录下来的世界看得非常细致，这个我想对我以后做剧情片会有一定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