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晶  图/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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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磊：网易娱乐主编、知名乐评人、唱片企划人、演出策划人。曾任华语音乐传媒大奖、光线传媒音乐风云榜、湖南卫视“快乐女声”“快乐男声”、东方卫视“加油！东方天使”等选秀节目评委。曾策划“赵传北京个人演唱会”、“王菲北京个人演唱会”、“贺兰山•中国摇滚的光辉道路大型音乐节”等大型演出。

        “这么多年看下来，可以说，中国的音乐节没有我没看过的。”细细回想起来，王磊记忆里最为深刻的，首先要数2004年贺兰山摇滚音乐节，那次，他的身份是一个举办者。“很多人从全国各地赶赴贺兰山，第一天的演出就吸引了四万人，第二、三天到现场的观众人数都超过一万，这个记录到现在一直都没被打破。”

中国音乐节还不够多
        北京是中国摇滚乐的发祥地，也是中国摇滚音乐节的发祥地。王磊庆幸自己见证着它们的每一步成长，“迷笛音乐节基本上每年都去，我看到它从很少的人很小的圈子慢慢扩大到几万人，从赔钱到慢慢开始赚钱。2006年朝阳公园国际流行音乐节，那次真的达到了国外音乐节的水准，在中国的音乐节，能请到国外比较大牌的乐队是挺难得的。”
        出国参加音乐节，对王磊来说也是与众不同的体验，“去年我去以色列红海边上看了场埃拉特国际爵士音乐节，演出在埃拉特港口露天举行，主要以爵士为主，看的人比较安静，都在专心聆听。还有耶路撒冷自由音乐节，是摇滚音乐节，观众玩得很疯，现场有很多啤酒摊。”
        在欧洲，一个爱音乐的年轻人的夏天可能是这样度过的，背着包四处旅行，去各国看音乐节。虽然，这两年中国的音乐节也越来越多，相较而言，王磊认为，还是差强人意，如果摇滚乐能在中国遍地开花，如果摇滚乐的红旗能插遍全国，也是好事一桩，“去年看到迷笛在江苏镇江办音乐节，据说以后摩登天空在纽约要增加一个分会场，这都是好事，那样大家可选择的余地很大。”

我们任重而道远
        崔健说过，音乐就是现场。观众引颈振臂、喝彩流汗，就是一次很惬意的释放，不管你是不是音乐爱好者，“去年摩登音乐节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台上台下自成一派，乐队卖力演出，观众尽情享受阳光、美酒和音乐，邀几位相熟朋友，大家席地而坐，畅聊人生。”王磊分享道。
        摇滚没有年龄，摇滚也不一定愤怒，“在国外的音乐节上，你会看到，四五十岁的人也留着长发听摇滚，值得给他们喝彩。摇滚有反叛和追求自我的精神，但在中国却被变异了，尤其是在一些误导和误读之下，让人觉得摇滚乐就是肮脏、暴躁和吸毒的代名词，其实并不尽然。”王磊言之灼灼。
        当参加音乐节慢慢衍变成一种生活方式，摇滚的自由得到充分体现，越来越多的人走进音乐节，了解并喜爱。单凭这点，王磊觉得，对于发展中的中国音乐节，就不必要求太苛刻，“有人走进现场就是成功，先不要考虑有多少人懂音乐和爱音乐，我们办音乐节的路比国外还差得很远。但现在越来越多的音乐节开始给乐队支付酬劳，这对于乐队的生存和发展也是有帮助的。”
        新生事物的从无到有，从稚嫩走向成熟，必定要经历一个艰辛的探索过程。虽然如今中国办音乐节的进展还不是很成熟，但王磊还是乐见其成，“因为现在确实有许多人在煞费苦心地做这件事。台湾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一开始也办得一塌糊涂，但现在春天的呐喊和肯尼迪音乐节都办得极具水准，那也是经过好几年积累才走到今天的。”而在发展的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也是值得思索的，“我觉得是组织音乐节团队经验的问题和驾驭能力的问题，有很多音乐节的工作真的很不理想，硬件和基础条件都跟不上。软件的部分最主要还是音乐作品，摇滚圈里的人比流行圈更浮躁，他们更追求名利，更不真诚。而一些老乐队又乏善可陈，没有新作品面世。很多新乐队可能基本功还没练好，就急于表现自己，迫切追求成名，试图标榜自己。”王磊如实分析。
        资金上捉襟见肘，缺少支持，也是导致中国音乐节的发展缓慢的因素，“贺兰山音乐节就是如此，商业运作的问题是个致命问题。做音乐节确实需要公司化的运营管理方式，而且需要一个相对长时间做周密的准备。”为此，王磊呼吁更多的企业来关注音乐节，用音乐节这种形式做企业的推广，其实是件事半功倍的事情，“它的投入小，收效大，有识之士的企业应该可以看到发展前景。谈摇滚乐时谈商业一点都不可耻。”
        要想达到一流水准，王磊认为，我们还有一段路要走，“国外音乐节很注重创新，组织工作也很到位，我们曾经也模仿过。再者，新乐队应该更踏实地排练和创作。组织者要在硬件和软件上想得更多，做得更细致，更人性化也更公式化，就是建立一个良好运作的机制，让大家不仅有听觉和视觉的享受，还要心情愉悦。我会乐观其成，相信未来能做到这一点，但我们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