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鲁宾在记叙他处理1995年援救墨西哥危机时提到，无论在商界还是政界，或然性决策都是一种根植于他灵魂的习惯和规则。对于投资者，一种投资前景可能看起来好像很好，而这个前景实际是人们预期的美好愿望，实际上在商业决策或者投资决策中，没有任何事情是确定无疑的，很多人认为巴菲特的一个投资准则是寻找标的物的确定性，例如，林园曾经不止一次在各种场合宣扬他选择投资的依据最看中的是“确定性”。事实上，结果成功是需要在事前通过评估所有已经掌握的信息，尝试判断各种结果的好的可能性与不好的可能性结合起来分析的结果，然而，更多时候，你不得不在没有好的结果方案下必须做出选择，作为专业投资人和业余投资的最大差异就在于此。

据罗伯特·鲁宾回忆，在处理墨西哥危机事件中，如果美国不出手干预，则墨西哥会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并蔓延到新兴市场，使其发生衰退，进而对美国的增长和繁荣造成打击，出手干预失败，将会给美国的信用带来巨大的损失，而假若干预成功，稳定了墨西哥局势，却会使美国陷入所谓的“道德危害”，即投资人如果在墨西哥危机中没有受到影响，就会对类似的危机不给予重视，或者当危机再次发生时，投资者会倾向于寄托政府的干预。例如，投资者会在从众心理推动下买进与美国挂钩的股票，而不关注墨西哥央行美元储备严重不足而带来的兑换危机。

鲁宾提出，这种两难的选择，每个参与决策的人都希望找到一种“最不坏”的选择，简单说，要在所有的坏方案中找到最不坏的方案。

在中国这种“道德危机”过去不断出现，特别在资本市场，一旦股市下跌，政府就干预，干预的结果使得市场化规则遭受破坏，而干预成功就在投资者上留下了股市下跌政府就应该出手干预的观念。创业板开出，证监会在创业板上市公司不断高额超募的情况下，仍然坚持让市场进行自动调整，按照过去，证监会对于上市公司的资金募集采取的是募集用途控制额度，也就是如果某个上市公司需要募集2亿元用于本次项目的投资，则按照社会公众股不得小于发行后总股本的25%的规定，可以发行2500万元（假定发行后股本为一亿股），最高的发行价为8元，对应30倍PE（假定EPS=0.27元）。由于政府放弃发行限制和干预，在市场的推动下，发行价定在了16元，则PE相应提高到近60倍，募集资金由2亿元变为4亿元。大量的超募资金导致社会的资源浪费，没有起到好的资源配置作用。回头看今年以来创业板指数的PE值，见下表，今年的最高PE值为80.01倍，目前只有46.95倍。

显然，这个市场化纠正的代价是靠资产的缩水换来的。自去年12月20日创业板指数最高点1239.6计算，至今跌幅达到26.6%，从技术分析角度，创业板指数已经进入熊市，接下来的下跌仍将继续，近期创业板新股的发行看，一些著名的卖方证券机构已经将创业板新股发行定价的PE定位在30倍~35倍，重心开始下移。

对于一些专注于IPO前的私募股权市场投资的机构呢，市场的传导机制还没有起作用，需要在私募股权市场融资的企业已经被投资者惯坏了，只要企业的指标露出条件，蜂拥而至的投资机构就教育企业，这么多拿着钱的机构找上门来，此时不报个高价待何时？按照2011年预测的利润将PE值估到15倍已经很正常。

通过市场的教育作用总是滞后的，代价只有投资者自己承担，市场的心理作用是，虽然今天投资者仍然踌躅满志，明天可能会突然改变态度，看着下跌的趋势成为一群惊奔的旅鼠。在股票二级市场上，能够迅速地不加思索地就做出反应的行为不一定就是非理性的，因为火灾发生时，在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逃出去的情况下，竞相奔往逃生出口，反应和速度就是最重要的。

风险投资，或者中国称作的创业投资，本来应该寻找的是能够成为长大的中小公司进行投资，而中国则几乎把标准定位在能够找到可以马上IPO的企业，这个投资准则或者评价标准逼迫投资者竞相将绣球抛向那些指标符合上市的中后期公司，而估值基本上跟着目前的二级市场，甚至二级市场下降趋势前的估值来定价，这种跟着市场走的模式和投资理念势必隐藏着投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