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质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是国际上通用的体格评价指标，它的计算方法为体重（kg）除以身高（m）的平方，即BMI＝kg/m²。例如，石某2009年3月体重74kg，身高1.68m，其BMI为[74÷(１.68ⅹ１.68)］=26.22。该计算方法适合18至65岁的人群使用，儿童、发育中的青少年、孕妇、乳母、老人及肌肉发达者除外。1835年比利时数学家Lambert Adolphe Jacques Quetelet（奎特雷）在其著作《A Treatise on Ma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is Faculties(ISBN 0820110612)》中首次描述BMI的计算方法，所以BMI有时又称为Quetelet指数。20世纪80年代BMI逐渐引起公共卫生机构的关注，1995年WHO正式提出并推荐BMI的体态分级标准。

BMI是目前临床上判断营养状态与体态的最重要、最常用手段；根据MBI值，临床上可将营养不良分为3级：17-18.4为I级、16-16.9为II级、<16为III级。BMI的体态分级标准如下：

BMI可用于预测寿命与手术死亡风险。研究表明：BMI<16和>40者，其健康生存超过65岁的可能性、他们对手术的耐受力均显著低于BMI正常者，即他们的寿命较短、手术死亡率较高；手术死亡率最低者为BMI=20-22人群。英国Liverpool大学2003年总结报告英国24家医院955例食管或胃切除术患者，手术死亡率为12%。究其原因，肥胖是影响手术死亡率的独立因素。BMI预测手术死亡风险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McCulloch P, et al. BMJ 2003;327:1192-7.]。进一步研究发现，适度的肥胖对某些疾病，包括手术后死亡率有保护作用，此即所谓的“肥胖矛盾现象（obesity paradox）”。Devenport DL等观察7543例血管外科手术患者手术前危险因素及术后并发症、死亡率，发现其分布呈U：即低体重者及III级肥胖者手术前危险因素最多，手术后并发症及死亡率最高，而超重及I级肥胖者最低；排除年龄、性别及手术类型后，手术后死亡率以I级肥胖者最低，手术后并发症以III肥胖者最高，后者感染、血栓形成及肾脏疾病发生率较高[Davenport DL, et al.J Vasc Surg 2009;49:140-7]。

MBI与代谢综合征(metabolic syndrome,MS)有天然的联系。MS俗称富裕综合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其发病率不断上升，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主要问题之一。根据国际糖尿病联盟2005年制定的新标准，确认MS必须具备：(1)中心性肥胖：以腰围（cm）作为诊断标准，不同人种的腰围切点如下：欧洲人：男性≥94、女性≥80，其它种族（包括中国人）：男性≥90、女性≥80；(2)另加下列4因素中任意2项：①甘油三酯水平升高>1.7 mmol/L，或已接受针对此脂质异常的特殊治疗；②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水平降低：男性<1103mmol/L, 女性<1129mmol/L或已接受针对此脂质异常的特殊治疗； ③血压升高：收缩压≥130mmHg或舒张压≥85mmHg，或此前已被诊断为高血压而接受治疗；④空腹血糖升高：空腹血糖≥5.6mmol/L，或已被诊断为II型糖尿病。即所谓四高一低综合征：高腰围、高甘油三酯、高血压、高血糖、低HDL-C。此外，BMI的增加还与中风、心脏病、糖尿病、痛风等代谢相关疾病密不可分。

BMI与肿瘤发生率密切相关。研究发现，BMI的增加与男性直肠癌、结肠癌、皮肤癌，及女性乳癌、胰腺癌、甲状腺癌、结肠癌有关。男性BMI每增加5点，患食道癌的风险就会增加52%，患甲状腺癌的风险则增加33%。对女性而言，BMI每增加5点，患子宫癌或胆囊癌的风险会增加59%，患食道癌的风险增加51%，患肾癌的比例也会增加9%。同时，无论男女，BMI的增长都会增加患白血病、非霍奇金淋巴瘤、多发性骨髓瘤的风险。Suzuki R等人报告，BMI每增加5点，绝经后乳腺癌发生风险增加33%，而绝经前乳腺癌发生风险减少10%，他们因此提出，体重控制是预防绝经后ER/PR阳性乳腺癌的有效措施[Suzuki R, et al.Int J Cancer 2009;124:698-712]。但是，有研究发现，BMI与结肠癌患者的手术后复发率及死亡率无关[Meyerhardt JA, et al.J Clin Oncol 2008;26:4109-15]。

此外，根据作者本人观察，BMI有职业特征，似乎与人生成就、社会认同有关。演艺界女星其BMI普遍处于正常值下限，钟丽緹18.3、刘嘉玲18.3、梁咏琪17.9、袁咏仪15.9等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体力工作者如农民、工人其BMI多数正常，脑力工作者如公务员其BMI多数较高。如果我们细心观察，我们会发现一个现象：高级管理人员或领导干部其身高普遍较高，体重普遍较重，BMI值较大：中央领导如此，地方领导亦如此；行政干部如此，专业干部亦如此；国内如此，国外亦如此。本人将该现象概括为“高贵—贵重—重要”。身材高大者，容易被人注意，因此他们更加容易获得所谓“尊贵”的职位（优势职位），此乃“高贵”，由高而贵；处于“尊贵”职位的人士，多数为脑力工作者，由于体力活动较少，营养较好，他们体重普遍较重，此乃“贵重”，由贵而重；体重较重者与体重较轻者比较，他们获得的社会认同更多，在人们的心目中更加显要，此乃“重要”，由重而要。

BMI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参数，也没有一个共同的世界标准。首先，其正常参考值有种族差异。BMI的种族差异已如前述，欧美人平均BMI为20-25，亚洲人为18.5-23，前者较后者为高；其次，在同一种族内，BMI存在地区、城乡、年代、年龄特征，并与经济水平密切相关。同为汉族人，北方汉族人其BMI值高于南方汉族人，城市居民BMI高于农村居民；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BMI在逐渐增加。我国曾经于1959、1982、2002年分别进行过3次全国性营养调查，数据表明：2002年我国20-40岁城市男性平均BMI高于女性，45岁以后城市女性BMI反过来高于男性；城市各年龄组男性青少年BMI均高于相应的农村居民，25岁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差距逐渐增大；15岁以下及30岁以上城市女性BMI均高于农村；无论城市还是农村，总体上各年龄组男性居民BMI随经济水平升高而增加；与1992年相比，2002年我国居民BMI明显增加，29岁以上各年龄组城市男性BMI平均增加了1，60岁以上城市女性平均BMI增加了4。我国2002年18-44岁、45-59岁及60岁以上男性/女性居民BMI分别为22.7/22.5、22.9/23.7、22.4/22.9，体现出明显的年龄及性别特异性。

在营养领域里，我们不太重视实际体重，而是非常关注理想体重。理想体重的计算公式如下：男性=（身高cm-80）ⅹ0.7±10%、女性=（身高cm-70）ⅹ0.6±10%；有人认为：最好体形BMI值为：女性=19、男性=22；最美体形体重为：女性=19ⅹ身高m²、男性=22ⅹ身高m²。此外，要想生育一个身材高大的孩子，遗传为第一重要因素，俗话说“父矮，矮一人；娘矮，矮一群”，提示子女的身高与母亲身高关系更加密切。后天因素有两个最为重要：运动与奶制品：协调性运动如打蓝球会显著增加儿童身高，儿童的身高在一定程度上与奶制品摄入量成正比。

但是，一些专家表示，过度依赖BMI来衡量一个人是否健康，并不科学。例如，阿诺德·施瓦辛格被授予宇宙健美先生称号时，其BMI为33。BMI是评估体重与身高比例的工具，并不能反映身体脂肪的含量，而脂肪含量过高才是危害健康的因素。当衡量体重与心脏病风险的关系时，不是一个数字就能说明问题，身体中的脂肪比例、BMI和腰围等数据同样重要。按照1998年美国NIH的BMI标准，美国55%的成人超重或肥胖，2008年这一比例达到了66.3%。当任何一个标准将大多数人列为异常时，我们不应该认为是人群异常，而应该检讨该标准是否符合实际水平。尽管如此，BMI仍是被广泛使用的健康标准。部分原因是由于它易于计算，而且花费便宜。其他方法往往耗时，而且也未必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