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德清

异地高考改革一到了京沪广，就立马变了味道。

前两天，教育部长为异地高考方案出台列出了时间表。可是，京沪广等一线城市是否也在解决之列，有关方面语言不详。而有关要综合考虑一线城市资源承受能力的话语，给人的印象似乎又是不放开，或者，还不知道怎么放开。

最新的消息是，全国政协委员、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表示，解决异地高考的问题，“既想到要解决随迁子女的考试问题，又不能影响北京、上海当地考生的权益”。他认为解决异地高考的问题之所以难，就难在“既有要解决的问题，又有不能碰的问题。”

杜玉波是爽快人，没有绕弯子。异地高考在一线城市之所以难以推进，关键问题就是被看成了非此即彼的问题，被理解成增进一部分人的福利就必须以损害一部分人的福利为前提。

可是，问题在于，靠特权维持的权益本身就是对他人权益的侵犯，维护京沪考生的权益是否也侵犯了其他考生的权益呢？这个问题同样可以抛给，有关政策的制定者。

但是，利益决定立场，也是人之常情。而社会治理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利益平衡与博弈的基础之上。因而，很多时候也会陷入这种非帕累托改革的困境。

在此需要说的是，改革陷入非帕累托困境绝非妙事。各方利益僵持局面长期不能打破，只会让社会矛盾进一步积聚。当有关部门声称要解决异地高考问题，如果改革方案却又回避了主要矛盾所在，那么，这样的改革不但不能缓解矛盾，反而存在将矛盾进一步尖锐化的可能。

从诸多社会改革的经验来看，摆脱非帕累托困境的道路其实并不复杂，关键在于如何重新认识各方的利益关切，在抗争与对立之间达成妥协。

如果，妥协不能达成，那么，很可能就会发生弱势群体抗争的极端事件。过去征地、拆迁等领域发生的事情，已经说明了一切。当然，谁也不希望，靠极端事件来推进制度进步。

现在北京很多外地家长已经行动起来。如果，教育部最终出台的方案不能实质性解决问题，那么，家长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谁也说不准。

当然，还需要引起警惕的是，异地高考的问题不解决或许会倒逼非理性情绪抬头，导致一个城市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的族群分裂、对立。外地人不满的议题很可能会从异地高考向纳税、购房等等领域扩散，并导致其他领域意想不到的事件发生。地方政府、教育部门等等机构也将成为难以置身事外。这会让城市整体福利降低。当地居民、地方政府均将遭受利益损失。

当然，这只是假设。事实上，相对于上海，北京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的族群对立并不是太明显，这种矛盾甚至还不如“京津”问题。这也从一个层面上说明，北京放开随迁子女高考，或许并没有太大的民间阻力。

当然，化解异地高考的难题，也会通过增量来解决。但是，无论如何增加京沪等地的招生指标，都会与现实之间存在一定差距。无论哪个方面，都应该做好利益妥协的思想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