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德清

继山西疫苗事件之后，江苏常州问题疫苗案再次获得广泛关注。当地著名疫苗生产商江苏延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江苏延申”)被国家药监局查实在疫苗生产过程中长期故意造假，导致大量问题疫苗流向市场。

事实上，在去年12月8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即在新闻发布会上即披露了此事。当时，与江苏延申一起被通报的还有另外一家疫苗生产商——河北福尔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处在地处京郊的河北三河。官方的说法是，这两家公司２００８年７月－１０月生产的７批次问题人用狂犬病疫苗效价低于国家标准。针对已使用的２１万人份问题疫苗，卫生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已展开疫苗补种工作。

然而，底线失守的疫苗生产商并不只有这两家。2009年3月10日，国家药监局对外公告，大连金港安迪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生产的人用狂犬病疫苗系故意生产假药行为，并立即吊销其《药品生产许可证》。如果说，河北福尔与江苏延申还是药效低的话，那么，金港安迪的造假手法则通过添加一种制剂，而使疫苗达到检测标准，并大幅降低成本。这其实与向牛奶中添加三聚氰胺，手法如出一辙。

这三家疫苗生产商皆是行业内的重量级企业。大连市金融办曾发布数据显示，金港安迪2007年实现销售收入1.8亿元。在2008年，江苏延申实现销售收入1.88亿元，在国内狂犬疫苗批签发数据榜排名第四位，占据国内11％的市场。2008年河北福尔也实现产值1.3亿元。三家企业几乎占据了1/3的国内市场。所以，此次事件可以看作是国内疫苗生产线的一次“集体沦陷”。

关键在于，疫苗生产商“勇于”犯法、突破社会伦理底线的胆量，从何而来？这可能来自于，政府部门的监管不力。比如，国家药监局针对干粉狂犬疫苗重点检查，金港安迪就在液体疫苗上大胆造假。而对疫苗的日常监测，也是以企业与地方防疫部门送检为主，而不是以国家药监局的抽测为主。

然而，通过对上述三家公司股权结构的研究，可以发现。公权力在疫苗生产和销售的产业链中，有着深度的利益诉求。在金港安迪的最初资本构成中，辽宁省疾病控制中心所属安迪生物高科技公司占了30%。最开始，辽宁省疾病控制中心主任赵卓、副主任窦志勇分别担任副董事长、技术总监。虽然，在2006年辽宁疾控中心退出。但是，这似乎仍然难以摆脱其与金港安迪之间的关系。而河北福尔1995年成立之时，河北省卫生防疫站（河北省疾控中心前身）占28%的股份。此后，虽然经过股权变动，河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仍有10%的股份。江苏延申或许是个例外，但是，作为当地的明星企业，也获得了地方药监部门的庇护。其厂址隔壁即是一家区级药监局，但是，该局工作人员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达了监管不了的无奈。

如果，地方疾控部门和疫苗生产商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纠葛，显然，无法做到对疫苗“生产线”的有效监管。山西疫苗事件暴露了，地方疾控部门在疫苗销售环节的利益所在。在河北福尔与金港安迪事件中，我们则看到了，地方疾控部门在疫苗生产环节的直接利益。地方疾控部门作为行政机构，却全面卷入了疫苗生产与销售，成为整个环节中的利益主体，那么，我们“疫苗安全”的防线，必然会面临“集体沦陷”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