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德清

季羡林与任继愈两位老先生，为人为文都是非常令人值得钦佩的，尤其是他们晚年“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表现，更是值得后来人好好学习。

余虽然曾想学习梵文，但是由于定力不佳，还是没能付诸实践，因此，于季羡林先生的专业成就自然不敢妄加评论。而对于精通梵语的人士，也是素来敬仰。众所周知，季羡林一生主要治学于东方学，研究的是偏冷的梵文、巴利文以及吐火罗文。季先生说自己不是什么国学大师，我也就认为他说的肯定没错，他的确不是什么国学大师。到了晚年，季羡林被公众舆论张冠李戴搞起了国学专业，真可谓是造化弄人。

这个世界上还会说梵文的还有一些人，懂巴利文的已然不多，而还会说吐火罗语的地球人恐怕比当年懂相对论的人更难找了。季羡林先生的离去，于国学复兴的影响，尚看不出来，但是，因着他的离去，吐火罗文化却有从存在转变为虚无的现实危险。而一种文化的消失，也是非常令人惋惜的事情，其程度恐怕不弱于华南虎的灭绝。吐火罗文之所以难以找到传人并发扬光大，或许最根本的原因是，这是一门几乎无用的学问。吐火罗人早已经消失，这个文明本身已经灭亡，因此，对这门学问的研究当然不会得到研究对象的慷慨馈赠，而研究它的用途只是对于东方学有用。记得二十余年前，媒体对季羡林报道皆把吐火罗文当作其学术的亮点，然而，时间过去了这么久，季先生声名日隆，吐火罗文仍然没有渡过生死之劫，实在是一件令人感到悲哀的事情。

与吐火罗文所面临的绝境相比，以中国人之人丁兴旺，国学一时半会尚无断绝之忧。国学复兴的大将们却如丧考妣，对国学的未来作忧心忡忡状，实在不知所谓何为？他们是真不懂季羡林先生，还是假不懂？更有甚者，不惜违背逝者的意志，仍然坚持要给季先生戴上国学大师的高帽。这难免有些令人愤慨。

季羡林先生倘非有修养、有智慧，恐怕早就如其他大师一般从神坛摔下。那些置季先生的安危于不顾，仍然要把他往神坛上抬的人，看来不是别有用心，就是要夹带私货。今年年初，季羡林先生就国学发表了四点意见：即读古文须读繁体字；汉字简化及拼音化是歧途；古文今译毁灭中华文化；振兴国学须从娃娃抓起。此说一出，某些国学复兴干将如获至宝，立刻上升为“季四点”，大有以此为国学复兴纲领之意。此事说，季羡林固然头脑清醒，但是却无法阻止被人利用，被当作一块国学复兴的招牌。由此，季老仙逝对有些人来说，不能不是一种巨大的损失。尤其是对于那些致力于国学商业复兴的人士来说，这个损失是可以准确地用金钱来衡量的。

想来，东土已经若干年无真学问，已经若干年无真大师，如是方有如今文化界之聒噪不绝于耳。20余年来，官方和民间对传统文化各取所需，而传统文化真正需要什么却鲜有人问津。季羡林先生以研究冷僻学问而得到如此高的社会地位，实在是一件有悖常理的事情；而他又带着国学大师的社会身份离开这个世界，亦不无荒诞的社会效果。而我们之所以能够目睹种种之怪现状，盖因为我们曾经有过文化的断层，在一个文化废墟上自然会生长出种种新奇的事情。总之，季羡林先生是令人尊敬的，而有些现实是令人憎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