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部的故事

文/全体采编人员

提要： 2008年11月17日，编辑部例行的选题会上，身为“美女采编队”的同仁纷纷醒悟“又一年过去了”，这也让新加入团队的两名男记者感慨万分。

现在，我们将一年的收获、失落、感悟一并记录下来，让读者们同我们一起回味一同走过的春夏秋冬。

忙，忙，忙

我现在都不敢给同事们派活儿，迫不得已了，尽量不看对方的眼睛。因为，大家都太忙，太累了。

今天给正在外地出差的盛学友打电话，告诉他这期是他做责任编辑，他马上说：“不会吧，搞错了，我刚做完不久，就是9月上。”我仔细看了排班表，没错，现在要做的12月下又轮到他了。“哥们，这已经是下一个轮回了。”

其实，在外边金融危机凄风冷雨的时候，我们杂志社还是喜事不断。吕娟生了个杂志社“百年不遇”的公主，杜智娜生了一对小王子。又来了两名新兵——盛学友和沈雁冰，可是两位男士吆，立刻就感觉杂志社里阳光灿烂。

可是，两位主力队员的“休息”让大家明显感觉人手紧张，毕竟两位新兵还在磨合期，不巧的是赵晓秋又得了一场病，好了以后，再也不敢让她拼命了。

这样每半个月的周期，从选题到采访、约稿、写作到校对，真是感觉没喘口气的工夫，再加上今年大事、小事不断，临时撤换稿件不时发生，更是忙上加乱。

前几天体检，除了颈椎，大家还都不约而同检查了眼睛。不是眼睛疼，就是眼前出现黑圈，幸好医生说：“无他，劳累而已。”

忙归忙，累归累，成绩也真是不含糊。看看咱们居高不下的转载率，看看一摞摞的读者来信，看看越来越多的场合出现《法律与生活》，就知道，咱们忙但充实着。（文/孙欣）

宝贝，你也是奥运志愿者

2008年8月初，整个北京都为即将开幕的奥运会涌动着难以平息的热浪，怀着8个月身孕的我也不例外。不顾老公的唠叨，我主动请缨要求负责《美丽志愿者》这一封面文章的组稿。

经过几番电话联系，我将采访对象确定为负责奥运会啦啦操志愿者组织与培训工作的楼云北广文体发展公司的职员潘宁。电话那端的潘宁爽快地接受了我的采访要求，并将采访时间确定为第二天下午。这让我欣喜无比——由于奥运会已经进入倒计时阶段，全部的赛场志愿者及其组织者都已经进入封闭式训练，能采访到他们实属不易。

可次日，当我进一步确认采访的具体时间和地点时，潘宁持着疲惫、沙哑的嗓音歉意地表示，采访需要推迟，她负责的场馆有临时的汇演安排。我们又把采访日期定在第二天。

次日一大早，我拨通了潘宁的电话，她让我等她的电话通知具体的时间，便急匆匆地挂了。

一上午，我如坐针毡，如果再出现意外怎么办？直到10点，我一咬牙，拎起背包，打车来到了潘宁所在的首都体育馆，然后，给她发了一条短信：我已到首体，在旁边的肯德基等你，没关系，你先忙。

我的战略是：与其被动等待，不如主动出击。

下午5点，潘宁给我回了短信：好的，我大概半小时后下班。

而这时，我已经在肯德基解决了早餐和午餐，看着窗外公车站边忙碌热情的大学生志愿者，揉着因久坐而酸痛不已的腰，我悄悄与腹中的宝宝对话：宝宝，我们也在参与奥运呢！

半小时后，潘宁又歉意地表示要加班，需要我再多等等。

直到近8点，潘宁终于拖着疲惫的身躯出现在我的面前，看到大腹便便的我，她吃惊地说：“早知道你是孕妇，我就不让你来了。”我笑眯眯地回答：“早知道你会这么想，所以我不请自来了。”

采访进行得很顺利，等老公接我回家时，已经是夜里10点多了。车窗外飘着细雨，而我的内心也像这跳动的雨丝一样喜悦、润泽，我低下头：“宝宝，你也是小小奥运志愿者哦！”（文/吕娟）

除了记忆，还要做得更多

2008年到来之前，在很多人心目中这应该是一个充满阳光和欢笑的一年，因为，这一年我们有北京的奥林匹克盛会。然而，谁也不曾料到，这是如此艰难的一年。

5月12日，地震发生时，身在北京的我根本无法想象这场地震会带来多少伤痛。慢慢地，从一栋栋倒塌的废墟上、从一张张痛苦的脸庞上、从一个个没有主人的书包上，我经历了30年来从未有过的震撼：

忘不了，那段日子，每天打开网络、电视后，止不住滑落的泪水；

忘不了，那段日子，同事们“我要去灾区”的msn签名；

忘不了，那段日子，公交车乘客在观看移动电视时，满车的寂静和抽泣；

忘不了，那段日子，哀悼日，在听到一片汽车笛声后，再次奔涌而出的热泪；

忘不了，那段日子，无法联系灾区作者、同事的担忧和焦急；

忘不了，那段日子，在灾区，同事在余震不断的深夜为杂志赶稿的敬业……

在我的记忆深处有太多的忘不了，不平凡的2008年已经要走到尽头，2009年，我祈祷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少些磨难，多些快乐。（文/赵晓秋）

难以承受之重

做了近20年的记者，每年都有收获。2008年的收获颇丰。但是，这种收获之中，却有让我难以承受之重。这份重，来自心中那份苦楚。

哈尔滨市居民包俊艳这个家庭，因为遗传性肌肉萎缩性侧索硬化症（被称为第五大绝症），4代人中11人发病，目前活着的，仅包俊艳一人。

这个家庭，我关注了14年。

1994年，包俊艳的两个姐姐相继去世。2004年，包俊艳发病。

2007年10月下半月，我在本刊刊发了封面故事《“渐冻人”的绝唱》，社会各界反响强烈。中央电视台《共同关注》据此采访并播出专题。

2008年5月下半月，我在本刊刊发续篇报道《好好活着》。之后，我又帮助包俊艳和她身患疾病的老母亲联系了哈尔滨迦南安养院，虽然安养院债台高筑，但院长王正旺接收了她们娘俩，仅收一人费用。

包俊艳及其母亲的命运，一直是我的牵挂——这份牵挂，来自心里，沉甸甸的。

2008年10月上半月，山东荣成发生一起邻里纠纷，我进行采访并报道。但是，在这起看似简单的邻里纠纷背后，却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那就是司法鉴定给人们带来的种种困惑。小案件包含社会大问题。

2008年11月下半月，我策划并和同事一起，采写并刊发了《鉴定之惑》这样一个封面故事。文章发表后，公、检、法、司以及百姓，都对这组报道表示称赞。

但这种对报道的称赞，却让我感到有一种酸楚在心头——司法鉴定结论，被称为“证据之王”，但是，由于司法鉴定体制不完善，导致案件当事人不能够很好地依法享受司法救助，不仅让当事人浪费时间、精力和金钱，承受精神折磨之痛苦，而且也极大地浪费司法和社会资源。这也是我心中之痛。

无论关注人还是关注事，其实在我心中，都是在关注个体生命。我们每个人，都是改革的受益者，但有时又是某些问题的受害者。关注他人，其实就是关注自己。（文/盛学友）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8年12月下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