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6日19时47分,我的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

10月2日，我回到湖北家乡算是与老人家度过了几天最后的时光。

父亲兄姊四人，老大是姐姐，下面三个兄弟，父亲老小。听父亲说，生下来时，祖母给他起名*，加上辈份就是**。大伯应海，1983年去世。二伯不知叫什么，我也没见过，一直在金水闸，比大伯去世早，在金水闸他有个儿子叫全生。“哈子”湖北方言是傻的意思，旧社会，穷人图个健康，起名总是反着来。父亲生于1916年2月10日，农历是丙辰年，属龙的，生日还是个好日子—正月初八。享年九十二岁。我的母亲生于农历丁巳年，比我父亲小一岁。我的堂兄全鸿生于乙卯年，比父亲大一岁，1999年去世。

祖父母不在，长兄为父。大伯一手操持了大姑的婚事和父亲的工作，如何把他送到县里一家碳厂去当徒弟，如何把他送到武湖去跟二伯种水稻，又如何把他送到金水闸码头去当挑夫等等，每当说起这些事，父亲总是不由得对大伯表现出几许赞叹来，说：“大伯晓得几会做事哦！”然后是长久地沉默，对往事的追忆使他有些不已。

我们兄弟三人，我是老三。我还有个弟弟，1957年夏天，我和二哥、弟弟在寄住在周家的房子后面的黄豆地里捡黄豆，弟弟看到生产队里那头黄牛脖子下有一棵就去捡，没想到那头黄牛很凶狠，一下子把弟弟顶起来，我们都亲眼看到这一切。弟弟摔下来后我们把他抱起来他还是好好的，就是不动也不说话。大哥那时还在县城上学，父亲好像在武昌打工。那时农村人有个什么病还不知道去医院，只是用迷信的办法治病。那时我们村有个斋公，哪家有人生病了都请她去看。我们住在周家时，不知什么时候我的左手伸不直了，按照斋公的指点，我们在屋门前北边倒了一点白酒，烧了些纸，然后把地上的泥土挖起来缚在左手肘关节处，没想到后来还真好了。按照斋公的指点，我们夜里到周家村北边的河套尾去喊弟弟的魂，让他回来。夜里我们通宵守着弟弟。第二天早上我们看到弟弟睡熟了，就告诉父亲。父亲过来看后说弟弟已经死了。后来给弟弟买了一口薄棺材，葬在周家村后挨着黄陂河堤的一个小土丘边，离我母亲的坟大概有二十多公尺的样子。那年弟弟才四岁。

父亲没有固定的工作，挑塘泥，到武湖割草，在自家地里耙地，收割。父亲在地里赶着耕牛，我就蹲在耙上玩，有一次不知怎么从耙上掉了下去。有一年父亲在黄陂河里撑渡船，我们给父亲送饭。我们家有一只日本的旧军用饭盒，就是用它来给父亲盛饭，饭盒的盖子反过来还可以盛菜。到船上后我们就在船上玩。看着父亲把竹竿插进水里从船头撑到船尾，再把竹竿从水里拔出来，把像线一样从篙头流下的水拖到船头，再把竹竿插进水里，这样无数次地往复，耳伴响着水拍打船头发出啪啪啪啪的声音，让人非常着迷。有一次他在县城小南门前一段淤塞的护城河里挖塘泥，挖出来一颗步枪子弹来，中午回家我看他在门扣子上想把子弹头毳下来，不知怎么把子弹壳里的火药燃着了，子弹哧地冒出一股烟来，把他吓了一跳。1959年吃不饱肚子，父亲在大雨滂沱里没日没夜地参加生产队的修水库工作，很少回家来。后来他经常说到，一次下着雨，天很冷。在工地上村里的一个妇女不小心滑到水塘里打湿了衣服，下午换衣工作少干了一点，队长就不给饭吃。夜里饿得受不了，父亲不自觉到生产队推开食堂门，看到队长会计三个人正在吃饭，笼子里放着白白的米饭。晚饭大家一人也只吃了一小碗稀饭，父亲把大家叫来，冲进去不管三七二十一一人端起一碗就吃，父亲是个直性子，还把那三个人不客气批评了一顿(这些人姓甚名谁包括他们哪几个到食堂他都记得清清楚楚)。最甜蜜的记忆是夜里等着父亲从武昌回来，他会带回好多好吃的，像橘子、柿饼。不用说，我们兄弟三人津津有味地一顿大吃后，方才甜蜜地上床睡觉。

1960年我们随湖北支援******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师，最早叫农*师**楚管理处处直工程队，没干多久父亲就调到食堂工作。后来管理处建制撤销，工程队移交给所在地*团场（前身是**团，现为***团）。父亲从工程队调到八连食堂，再调到值班连二小队食堂，再调到团部食堂，再调到招待食堂，后来从农*师***宾馆食堂退休下来。父亲工作基本上年年被评为五好职工，奖励的笔记本发了一大堆。

1969年全国一片红，我分到了值班连五小队。父亲那时在团部招待食堂，五小队就在团部后面。因为从小在农场长大，不知道什么是苦。不过一到周末我就要回到父亲那里，吃到父亲从食堂给我端来的一顿丰盛的晚餐，当然是记帐的。可能是出于心疼，一回来父亲就要提来一桶热水，给我洗澡。也许孩子在父亲跟前永远是孩子，也许我成熟得比较晚的缘故，那时父亲还亲自动手给我搓澡，而我总觉得没有什么不合适的。洗完澡后，换上父亲为我准备好的干净衣服，然后在父亲熟悉体味的被窝里很快就进入了梦乡。如果继续上学，那时我应该是高一了。

后来发生了一件大事，父亲为我们找了一个继母，那是我当兵转业到*团后勤部汽车一团学校教书后，这件事当时在我们家引起了不小的涟旖。我是从二哥寄来的信中知道的，二哥反应非常激烈，基本上达到要脱离父子关系的地步。因为大哥也在农*师师部，成了阻止老太太进入我家的眼中钉，以至于老太太后来在我父亲跟前挑唆,闹到后来父亲不认大哥的地步。当然，我从感情上一时也难以接受。不过我每当假期回去，在父亲的家感觉果然不一样，温馨了许多，我在老太太眼里俨然像大少爷的感觉。尽管这样，要我叫妈妈总是难以启口，尽管父亲好几次背着老太太小声央求于我。老太太小心地侍候着我。我在南京生了大病后，他们俩位老人到南京来侍候我，给我倒屎倒尿，我也不领情。休学回到家里，我发狠把老太太赶走了，气得父亲拿着脸盆往地上甩了足足十来分钟。

这个老太太绝对不是一般人物。父亲不认大哥后，老太太的面目就暴露出来了。大约在1993年前后，父亲的工资卡被老太太撑握了。2000年我回去看望父亲，他老人家说话时不小心说露了嘴，让我知道了这件事，不仅如此，他的医疗卡、房产证、两万元存款都放在老太太那儿。进一步追问，连住房都送给老太太的小外甥了，而且还做了个令人气愤的公证。公证是这样的：“我们俩位老人无儿无女，无依无靠，现自愿把住房（××地址××房）送给××，老了后由他给我们养老送终。”连老太太都有两个女儿，怎么能说无儿无女呢？父亲知道这件事做得糊涂，我让父亲到老太太那里把东西都拿来，老太太说放在她小外孙那里。晚上小外孙把东西取来，当着我的面把公证撕掉了，那两万存款单也改成他的名字了。我让他去银行改过来，第二天老太太指使他分别改成他们两个老人一人一万元，老太太那一万元后来一直放在她贴身的衣袋里，直到她去世被她女儿拿去。工资卡拿回来后，不到三年，父亲又有了二千元存款。这时他才有些醒悟，经常对老太太说：“工资卡在你那里放了七八年,一分钱也没存，工资卡放我手上为什么三年不到就存了二千元？”对此，老太太从来不给予回应。

工资卡是拿回来了，可接着有一件事把我们兄弟仨折腾得几乎伤了和气。

2000年之后，父亲遇到几件事使他转变很大。1980年父亲退休时，继母眼睛还好，父亲就一直跟她做买凉粉的生意。到九十年代末，老太太身体越来越不如从前了，凉粉的生意就做不成了，改为时不时到学校门口去摆个摊。父亲除了照常给她做三顿饭，有时中午把饭给她送过去，顺便陪她坐坐，要不，他就满街乱跑。一次，他走到农*师政法大楼西头，不知怎么跌了一跤，跌倒后尽然怎么都爬不起来，搞得他呜哩哇啦乱叫，还是过去认识的农*师机关一个退休的女同志把他搀起来送回家的。他说：“这是么样咧，真见鬼了？”一次，他照常在家做饭，不知怎么回事，一打开煤气伐，火不知怎么在煤气缸上燃烧起来了，把他吓坏了。自此，他再也不敢做饭了，以后就改成在街上吃了，老太太也把他没办法，也改成由她楼上的小女儿给她送饭了。在外面吃饭就是不行，从来不生病的他，从2001年之后，两个老人接连生了几场大病，父亲还住院做了盲肠手术，后来又查出得了前列缐炎，肺结核，心衰。真是船漏偏遇连篷雨！光大哥一人在跟前照顾显然不行。

2001年，大哥收到法院的传票，是老太太那个小外孙以他母亲的名义起诉父亲，要求法院维护她的继承权。所谓继承权，就是要求分享我父亲房产的权利。大哥感觉自己力量单薄，我们商量让二哥从家乡来，一来可以照顾父亲的生活，二来在官司上有个人好随时商量。不过人一多，分歧就大，兄弟三人有时争吵几乎伤了和气。二哥家里也有一大家子，在新疆长期呆下去也不是个问题，二哥回家心切，决定把父亲带回家乡照顾，也没有心思打官司了，决定二一添作五，把房子卖了分他们一半了事。这场官司打了三年，最后还是草草收场。

官司一审、二审、最后调解父亲都参与了，卖房子分钱也参与了，直到2006年结束，那时他身体还可以。老太太在打官司中一命归西，办完老太太丧事后，在***宾馆父亲还主持了两家最后的聚餐，据说父亲在席上说的话非常精彩到位，可惜那时我还在乌鲁木齐工作岗位之上，未能亲耳聆听到，真是遗憾。

2007年春节，我回家乡看望父亲，他眼睛还能看到一点光线，还能在院子里散步。今年10月我回去，他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双腿瘦得已经皮包骨头，连站都站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