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说苏轼散文2苏轼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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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说苏轼散文2
——读苏札记之十六
我楚狂人2
一、苏轼的论文1
苏轼的论文,以史论为主,而苏轼的史论中,又以历史人物论尤为引人瞩目,主要篇目有《贾谊论》、《荀卿论》、《留侯论》等,都很著名。下面以《贾谊论》为例,看看苏轼人物史论的特点:
《贾谊论》
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
夫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古之贤人,皆负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万一者,未必皆其时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
愚观贾生之论,如其所言,虽三代何以远过?得君如汉文,犹且以不用死。然则是天下无尧、舜,终不可有所为耶?仲尼圣人,历试于天下,苟非大无道之国,皆欲勉强扶持,庶几一日得行其道。将之荆,先之以冉有,申之以子夏。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齐,三宿而后出昼,犹曰:“王其庶几召我。”君子之不忍弃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孙丑问曰:“夫子何为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谁哉?而吾何为不豫?”君子之爱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后知天下果不足与有为,而可以无憾矣。若贾生者,非汉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
夫绛侯亲握天子玺而授之文帝,灌婴连兵数十万,以决刘、吕之雌雄,又皆高帝之旧将,此其君臣相得之分,岂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贾生,洛阳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间,尽弃其旧而谋其新,亦已难矣。为贾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绛、灌之属,优游浸渍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后举天下而唯吾之所欲为,不过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谈之间,而遽为人“痛哭”哉!观其过湘为赋以吊屈原,纡郁愤闷,趯然有远举之志。其后以自伤哭泣,至于夭绝。是亦不善处穷者也。夫谋之一不见用,则安知终不复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变,而自残至此。呜呼!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
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遗俗之累。是故非聪明睿智不惑之主,则不能全其用。古今称苻坚得王猛于草茅之中,一朝尽斥去其旧臣,而与之谋。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其以此哉!愚深悲生之志,故备论之。亦使人君得如贾生之臣,则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见用,则忧伤病沮,不能复振。而为贾生者,亦谨其所发哉!
简析:
苏轼于嘉佑二年到京城参加科举考试,试于礼部,中进士第二名,时年21岁,嘉佑五年(1060年)任大理寺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四年时间先后写有二十五《进策》、二十五《 进论》,这些策论基本上系统阐述了苏轼作为政坛新锐的政治思想和主张。《贾谊论》就是《进论》中的很有代表性的一篇。
贾谊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怀才不遇者”,郁郁而终。正如此,也就成为我国古代文人的热门话题,无非就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垒块”而已。这一篇《贾谊论》可以看到苏轼青年时代的锋芒。年轻的苏轼思想上就是独立的,不随波逐流,前人大多惜贾生之才,而斥文帝误才之庸。苏轼却一反《史记》以来许多史家、学者对贾谊怀才不遇的肯定论述,从贾谊自身的角度,分析其悲剧产生的必然性,批判贾谊的悲剧在于不能“自用其才”、“不善处穷”、“志大而量小”,责备贾谊不知结交大臣以图见信于朝廷。从而表达了苏轼对贾谊为人、遭际的既同情惋惜又批判否定的态度。从别人意想不到的角度切入,得出令人意料之外的结论,立论新异,见解深刻,富有独创性。这就是苏轼的观点。苏轼不像一些知识分子那样,动不动就以“怀才不遇”这自居,似乎全世界都欠他的。苏轼以为,“怀才不遇”一点有自己做得不够的地方,重要的是检讨自己。这就是苏轼。尽管苏轼一辈子几起几落,但是他从不抱怨“怀才不遇”,总是那样旷达。其实在这篇《贾谊论》中,苏轼已经表明了自己的人生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