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杭州6

——读苏札记之十二

我楚狂人

二、第二次任职杭州1

苏轼第二次任职杭州，那是他政治生涯巅峰期的组成部分。宋神宗意外过早驾崩，年幼的儿子继位，英宗皇后，当时的太皇太后高氏成为实际掌权人，迅速召回司马光、苏轼、苏辙等回朝执政，尽废王安石变法举措。因为这时候的年号是元祐，所以后来反对派就把这些人称为“元祐党人”。

苏轼因为弟弟苏辙已经是参知政事（副宰相），为了避嫌，主动不入宰执行列，担任了翰林学士知制诰，这是相当于今天国务院秘书长的高官，还兼任了国家重要文件起草的主持人，地位十分显赫。同时，高太后还特别任命苏轼为小皇帝的老师，苏轼前后为宋哲宗讲课长达七八年之久。

这个阶段，苏轼快意恩仇。他充分行使了国家“决议”的起草权，对吕惠卿、舒亶等进行了严厉的斥责。这也就让苏轼成为变法派的眼中钉。这也就是日后苏轼在变法派重新执政之后成为首要打击对象的重要原因。

但是，苏轼还是认为要对王安石新法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反对全盘否定。这就成为他与司马光的分歧。所以苏轼主动请求外放。

再来杭州，苏轼更加的务实，虽偶与友人结伴游玩，却已不常见，他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国计民生之上。

1．防疫救灾

刚到杭州时，杭州大旱，又是饥饿又是疫情，苏轼奏请朝廷，免两浙西路上供米三分之一，又得赐予剃度僧人的牒文，换米救灾。第二年春，他又减价售卖平仓的米，做了很多的粥和药剂分发给百姓，还带着郎中医生到各个坊为百姓治病，治活了很多人。

苏轼认为杭州是水陆交汇之处，所以疫病比别的地方容易盛行，因为疫病死的人也比其他地方多。所以在这次疫病发生之后，他募得捐款两千，又加上自己的黄金五十两，专门设置病坊，用来储钱财、粮米以预防疫病。

可以说苏轼关于病坊的设立理念是很先进的，这就相当于现在咱们国家的传染病预防中心。

据说，苏轼手中还有一叫作圣散子的秘方，是当年治住疫病的关键，由曾经在黄州投靠他的老乡巢谷处得来。本来苏轼答应巢谷秘方不外传，但因为觉得对百姓对疫情有帮助，遂公开此药方。

杭州西湖苏堤，下同。图片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