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杭州1

——读苏札记之十二

我楚狂人

根据《苏轼年谱》，苏轼一共有两次仕杭经历。 第一次是从宋熙宁四年（1071）至宋熙宁七年（1074）任杭州通判，不到三年；第二次是从宋元祐四年（1089）至宋元祐六年（1091）出任杭州知州，不到两年。

有些文章喜欢滥用“贬官”这一说法，把苏轼任职杭州也称为“贬官”，这是不妥当的。其实准确的说法叫做“外放”，也就是京官出京任地方官的意思。至于“贬官”，一般具有惩罚意义，应该具备这样的特征，一是降职，二是任职或“安置”的地方都是苦地方，如果是岭南的话，那就是仅次于杀头的严厉惩罚了。杭州是当时宋王朝第一流的好地方，而且苏轼两次任职杭州都没有降级，所以是正常的外放。

但是，宋朝人就喜欢把“贬官”挂在嘴上，这是宋朝士大夫的习惯。如范仲淹的名文《岳阳楼记》云：“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阳，在湖南南部，勉强算得上当时的边缘地区。但是从级别上说滕子京并没有降级，而且是实权知州。算不得真正的贬官。还有，范仲淹的“三光耀”：

天圣六年，范仲淹由宰相晏殊举荐，进入秘阁任校理，当他得知宋仁宗已是20岁的人了，但朝中各种军政要事，却全凭60多岁的刘太后把持，自己一点权力也没有。并且还听说太后选定“冬至”这一天要仁宗率满朝文武在千点给她叩头庆寿，便上书力谏刘太后撤帘罢政，还权仁宗。还据理力争说，太后过生日，是皇帝的家事，扯上文武百官跪拜，岂不乱了后世的体统？为此触怒了刘太后，被贬至河中府任通判。京城的大小官员成群结队送他到城外，大家举杯饯别：“范君此行，极为光耀啊！”

几年后刘太后去世，宋仁宗把范仲淹召回，任命为“右司谏”，也就是专门评议朝事的言官。然而他屁股还没有坐热，和皇帝大吵了一架，原因是宋仁宗有了新欢，在时任宰相吕夷简的挑唆下，想废掉贤惠正直的郭皇后。吕夷简等大臣举双手赞成，猛拍皇帝马屁，还振振有词：既然平民都可以休妻离婚，庄稼汉多收了几斗粮食还想换老婆，何况一个皇帝？范仲淹却不识时务，引经据典，摆出一堆大道理，坚决反对仁宗废后。仁宗烦得受不了，恼羞成怒，把范仲淹贬到睦州。京城官员闻讯，又一次热热闹闹地来送别，大声赞扬：“范君此行，愈为光耀！”

又过数年，范仲淹再次被朝廷起用，任命为待制职衔。还是那样的疾恶如仇。范仲淹看到宰相吕夷简广开后门，滥用私人，朝中腐败不堪，便根据详细调查，绘制了一张“百官图”，在景佑三年呈给仁宗。他指着图中开列的众官调升情况，对宰相用人制度提出尖锐的批评。吕夷简不甘示弱，反讥范仲淹迂腐。范仲淹便连上四章，论斥吕夷简狡诈。吕夷简更诬蔑范仲淹勾结朋党，离间君臣。最后，仁宗还是站在了吕夷简一边，夺了范仲淹的待制职衔，贬为饶州知州。士大夫们轰动了，第三次跑来喝饯行酒，啧啧称赞：“范君此行，尤为光耀！”几起几落的范仲淹听罢大笑道：“仲淹前后已是三光了，下次如再送我，请备一只整羊，作为祭品吧!”

其实范仲淹这三次都没有降级，也没有赶走得很远，只是皇帝图一个眼不见心不烦而已。并不是真正的贬官。如苏轼的黄州、惠州、儋州，才是真正的贬官。

苏轼第一次任职杭州，那时因为屡次上书宋神宗，反对王安石变法，宋神宗烦了，把他赶走，这个性质与范仲淹的“三光耀”类似。而第二次则是因为与司马光有分歧，主动要求外放，主政的高太后一再挽留而不得，破格用宰相外放的高规格送苏轼出京，大有以未来宰相期待的架势。如果这也算是贬官，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任职杭州，是苏轼重要的经历。下面我就说一说苏轼在杭州的事迹。

杭州西湖苏堤，下同。图片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