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王安石变法1

——读苏札记之五

我楚狂人

曾经有观点，认为苏轼就是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反对派，我认为这有点片面。苏轼不是一个保守派，他在登上仕途之初，其政治偶像就是庆历新政诸公。苏轼一向主张革新，但是他反对不符合实际的盲动。苏轼从来没有全面否定王安石变法，只是反对扰民。苏轼尽管被新党迫害几乎至死，但是他回到政治中心还是为新法的合理部分说好话，并因此再次被赶出权力中心。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苏轼很有点实事求是的精神。这就是苏轼对王安石变法的真实态度。

那么，形成苏轼这种政治态度的思想基础是什么？我们不妨细细分析。

一、苏轼仰慕庆历新政诸公

苏轼1058年登第，这一年庆历新政诸公已经老的老死的死。庆历新政的旗手范仲淹，已经在1052年6月19日去世。而富弼、韩琦、欧阳修已经垂老。苏轼对这几位都非常尊敬。欧阳修是苏轼的老师，苏轼一辈子尊敬。正是欧阳修引荐，苏轼成功拜见了庆历新政诸公。在欧阳修的引荐下，苏轼成功拜见了当朝宰相文彦博和富弼，还得到了枢密使韩琦的青睐。 这一系列的引荐与推崇，使得苏轼在政坛和文坛都站稳了脚跟，与时任大佬们同席而坐，谈笑风生，成为北宋文坛的佳话。可以想象一下，一个五十一岁的主考官，兴冲冲地带着一个二十一岁的得意门生，到处找老朋友显摆。而这些位高权重名动一时的老头子，捻着胡须笑眯眯看着一个毛头小伙子高谈阔论。这种经历让这个毛头小伙子苏轼终身难忘，终身引以为荣。

富弼去世后，苏轼为之撰神道碑，原文如下（有删节）：

苏轼《富郑公神道碑》

苏轼

公讳弼，字彦国，幼笃学，有大度。范仲淹见而识之，曰：“此王佐才也。”怀其文以示晏殊，殊即以女妻之。天圣八年，以茂材异等中第。

会郭后废，范仲淹争之，贬知睦州。公上言：“朝廷一举而获二过，纵不能复后，宜还仲淹，以来忠言。”

赵元昊反，公上疏陈八事，且上言：“元昊遣使求割地，邀金帛，而词甚倨，此必元昊腹心谋臣自请行者。宜出其不意，斩之都市。”议者以为有宰相气。擢知谏院。

元昊寇鄜延，中贵人黄德和引兵先走，刘平战死。而德和诬奏平降贼，诏以兵围守其家。公言：“平引兵来援，以奸臣不救，故败，竟骂贼不食而死，宜恤其家。德和中官，怙势诬人，冀以自免，宜竟其狱。”枢密院奏方用兵，狱不可遂。公言：“大臣附下罔上，狱不可不竟。”德和竟坐腰斩。

改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时有用伪牒为僧者，事觉，乃堂吏为之。开封按余人而不及吏。公白执政，请以吏付狱。执政指其坐曰：“公即居此，无为近名。”公正色不受其言，曰：“必得吏乃止。”

执政滋不悦，故荐公使契丹，欲因事罪之。欧阳修上书留公，不报。始受命，闻一女卒，再受命，闻一男生，皆不顾而行。得家书，不发而焚之，曰：“徒乱人意。”

庆历三年，晏殊为相，范仲淹为参知政事，杜衍为枢密使，韩琦与公副之，欧阳修为谏官，皆天下之望。鲁人石介作《庆历圣德诗》，历颂群臣，曰：“维仲淹、弼，一夔一契。”天下不以为过。

公恭俭好礼，与人言，虽幼贱必尽敬。然以单车入不测之虏廷，诘其君臣，折其口而服其心，无一语少屈，所谓大勇者乎！其为文章，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平生所荐甚众，尤知名者十余人，世以为知人。

而庆历新政诸公对王安石变法基本都是否定态度，这一定程度决定了苏轼的政治立场。

眉山三苏词，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