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的抗日武装力量4

——《孤舟》与沦陷时期的苏州之八

我楚狂人

四、民抗及零星的抗日游击队

民抗，全程“人民抗日救国自卫会”，是抗战期间各地组织的抗日力量，如薛永辉就兼任无锡民抗的司令。在苏州周边，影响最大的民抗是任天石领导的常熟“民抗”。我在昆北插队时就闻听“任司令”威名。他在常熟和昆北、太仓一带威名远播，根据我参加“一打三反”工作队时获得的资料，他们的活动范围达太仓城郊。他也是《沙家浜》中县委书记陈天民的生活原型。

任天石(1913-1948) ，原名任启生。江苏常熟梅李塘桥人。1913年出生于世代中医家庭，启蒙于私塾。

1927年8月考入城内孝友初中，因参加学生自治会、闹学潮而被校方开除学籍。嗣后，他回乡随父学医。 “一·二八”事变，任天石奔走宣传抗日募捐支前。

1932年8月考入上海的中国医学院，勤工俭学，毕业后返回家乡挂牌行医。

1934年后．在上海、常熟等地行医，从事抗日救亡运动。

1936年，任天石父亲辞世，他自城内迁回塘桥，服务梓里，每遇贫病，不计诊金，声誉日隆。西安事变后，任天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下，思想又有新的飞跃，痛切体验到：“做个医生，只能救命，若要救民，必先救国”，加深了对旧政治制度必须进行改造的认识。

1937年3月，他在梅李参加了常熟人民抗日救国自卫会，出资办读报室，宣传抗日救亡。任天石任副大队长，负责行政、财务。他把部队交给党，党要他干什么就干什么。是年冬，“民抗”经过整顿，任天石任大队长。

1939年5月，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来到常熟，“民抗”配合“江抗”，拔除了东部地区的十多个伪匪据点。不久，“民抗”总部成立，任天石被任命为司令。

同年秋，经常熟县委批准，他被吸收入党。

1939年9月，“民抗”部队四百余人随“江抗”西撤。留在东路敌后的武装，只有“民抗”总部一个警卫班十余人，常备队数十人。整个苏常地区敌后斗争处于极为困难的境地。但任天石等不畏艰险，坚持斗争。

同年11月6日，“江抗”东路司令部（简称新“江抗”）成立。在这同时，“民抗”领导人任天石等带领弱小武装，边战斗，边扩军，很快又组成了一个连的武装，并把这个连上升为“江抗”。任天石等和“江抗”司令夏光密切配合，加紧在各区新建的常备队中，培养骨干，不断为主力部队输送兵员。这时，原先遭到我方打击的伪军和土匪头子，不断前来滋扰，尤其是沿江青红帮伪军、土匪大有卷土重来之势。“民抗”和新“江抗”相互策应，声东击西打击日伪匪军。

1940年4月，谭震林来到常熟领导建立苏南东路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在8月初举行常熟县人民抗日自卫会第一次代表大会，选出了常熟县人民抗日自卫会（后改为常熟县政府）的执、监委员，任天石当选为执行委员会主席，接着又帮助苏州、太仓两县相继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同年9月，任天石任常熟县委书记。皖南事变后，苏南行政机构改组，任天石任第一行政区督察专员兼常熟县县长；

1941年6月初，兼任苏州县县长，党内任苏常太工委委员。7月，日伪大举“清乡”，任天石在苏常太地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反“清乡”斗争，后奉命突围，撤至苏北通海地区。任天石任中共苏中四地委江南工委书记并兼通海工委书记、通海行署副主任、通海警卫团政委。1943年任苏中区党委巡视员。翌年7月，调回通海任行署主任。

1944年11月成立六地委，任天石任地委委员兼第六行政区专员。以后，当选为苏中行政委员会委员。

1945年10月，国共《双十协定》签订后，任天石领导组织人力、物力和大批船只，顺利安排苏浙军区部队渡江北上，随后奉命带领军政人员北撤至如皋。

1946年初改任京沪路东中心县委书记。9月，华中十地委成立，他任常委兼社会部长。

1947年1月，十地委机关迁入上海不久，他刚从浦东进入市区，即被坏人告密，于1月30日夜不幸被捕。3月初，他被解到国民党“首都卫戍司令部”无锡指挥部。5月下旬，任天石被解到南京，关押在“首都卫戍司令部军事看守所”二号牢房。他结识了因翻车砸伤长官被关的一个蒋军汽车驾驶员，通过他多次夹寄出书信和诗文给党组织，请组织提高革命警惕，注意叛徒动向。他在给十地委常委包厚昌的信中写道：“我不会忘记党的”，“我始终会像信笺一样洁白！”在另一封信中以隐语向党明志：“……承蒙他们不弃要我做同店号名誉上的经理，但自觉德薄才浅，无法胜任而谢却，因而说我不识抬举”。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11月间，他被转解至宁海路十九号军统秘密监狱，自此与外界断绝联系，而在牢房里坚持天天锻炼身体。

1948年3月，任天石趁一位难友将出狱的机会，密授口信，嘱他出狱后代向组织反映，表示抱至死不变、始终如一的决心，个人生死，在所不计，对革命前途，甚抱乐观。4月在南京被国民党杀害。

任天石在狱中写过一篇题为《天雨庭前的梧桐树》的散文，描述了梧桐树在霪雨连绵侵袭下的奋起反抗。他写道：

“任凭百般摧毁，不到秋风是不会扫落的”，“秋风年年有，毁灭不尽的梧桐叶，只见它年年在增添着引人喜欢的娇嫩，依旧在炎热的阳光中给囚徒们的一点点凉快，直到牢房变废墟”。

这正是他铮铮铁骨耀千秋、大节无亏昭日月的真实写照。

民抗，实际上就是江抗的地方部队。江抗、民抗，都是在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实际上从大系统来看，都是新四军序列的武装力量。

我在“一打三反”工作队时获得了一些很奇怪的资料，如周市镇附近长胜大队，有一股武装。鼎盛时达五百人。周市人称为“匪”。首领叫做刘天赐（音如此。不知到底那几个字）。解放大军南下，刘天赐拿出了新四军委任状，是团长。他准备打下太仓献礼，未克。转头打下双凤，迎接大军。后率部随军南下，还是任团长。

但是，刘天赐土改时回乡，被土改工作队逮捕，随即以土匪罪枪毙了。

这个案例，我在昆山查了很多资料，没有任何线索。联系到后文的胡肈汉的案例，当时的抗日武装力量的情况确实很复杂。

常熟沙家浜抗日纪念地，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