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流亡时期的苏州教会学校2

——苏州教会学校研究之八

我楚狂人

一、流亡上海

苏州的教会学校流亡上海，其实其他地方的教会学校也流亡上海。流亡，必然造成相当部分师生离校，学校规模缩小，所以开始的时候基本上是联合办学的模式。

我们还是以萃英中学为例。

苏州沦陷以后，苏州萃英中学流亡上海租界。萃英中学首任华人校长、已经任职十年的蒋文达先生自觉心力交瘁，辞去校长职务。学校成员公推教务长葛鸿钧接任校长。葛鸿钧先生临危受命，开始了他漫长的萃英中学校长生涯，直至1952年学校公办始卸任。因为流亡各校办学规模均很小，所以十三所流亡教会中学联合办学，仍公推葛鸿钧任校长。

但是，随着战争的发展，很快上海租界也不安全了。于是葛鸿钧先生率校离沪向浙赣边界山区流亡。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流亡上海的教会学校纷纷离沪，继续流亡。

这个期间，苏州的教会学校流亡的情况大致如此。

以下根据东吴大学校友的流亡回忆改写：（原文见《八年离乱 抗战中东吴大学的流亡与坚持》2016-08-29 14:45:28  来源：苏州大学微信公众号，本文根据需要做了一些删改。）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面对日益进逼的战火，东吴大学(现苏州大学前身)，被迫举校外迁，到1945年重回已是荒芜一片的校园筹备复课，颠沛流离中，东吴学子的足迹遍及上海、浙江、安徽、江西、福建、湖南、广东、重庆……

据1946年出版的《东吴年刊》中记载，1937年，为了避免战火的威胁，更为了不愿在敌寇控制下生活，东吴大学在苏州的文理学院师生们，在校长杨永清和教务长徐景韩、总务长冯家声以及慎斐文等教授的带领下，毅然离开了有数十年历史渊源的苏州，向浙江迁徙，在东吴大学设在湖州的附属中学继续上课。

然而，在湖州的片刻宁静很快被打破。日寇在金山卫登陆，湖州一带同样难保安全。东吴大学的师生们又从湖州向杭州、泗安两地撤退。泗安的师生又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向长沙进发，一部分回到上海。在杭州的师生则转往安徽黟县办学。

1938年，教师们陆续从各地到上海。当时的上海租界，日军还没有涉足，而东吴大学法学院本来就设在那里。于是，校长杨永清会同在上海的东吴大学法学院师生一起筹备复课，教室借用的是上海西藏路上的慕尔堂(今沐恩堂)和南京路上的慈淑大楼。在东吴师生们的努力下，东吴文理法三学院和附中都在上海招生复课。

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租界再也挡不住侵略军的铁蹄。日伪教育机关召集在沪的各教会大学主持人开会，强令各校根据他们的指令办学，开展奴化教育。面对无理要求，东吴大学的师生们断然拒绝。无论是政治施压，还是经费利诱，他们始终没向日伪教育机关登记。

拒绝日伪的“示好”，就无法继续公开办学。不能登报招生，他们就凭着人们相互转告将招生消息传递出去。让东吴老师们欣慰的是，报考的青年竟然非常多。这是在战火纷飞、家国不保的年代里，最让他们高兴的事了。只是，面对刺刀，这样的坚持到了第二年就无法继续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