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论林乐知5

——苏州教会学校研究之六

我楚狂人

四、林乐知与教会学校及探索布道新思路

在晚清基督教新教派(Protestant Christianity)的传教过程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习惯上所称的“直接布道式”，就是涉足中国的乡村、城市，面对广大的平民百姓，宣讲教义，歌颂上帝，发布传单，广送宗教图书，选择合适地点建立教堂。也就是为传教而传教，较少触及中国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也不去办报、兴学、建医院等。从1807年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来华后的多数传教士都是采用的这种方法，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收效并不显著。林乐知来华之后，采用的也是这种方法。1870年之后，林乐知等个别传教士提出了一种新的所谓“自由派”(liberal)的传教方式。这种方式要求传教士一要认真了解和研究中国社会，针对中国的文化特点去改造中国；二要把基督教义和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巧妙地揉合起来，逐步以基督教文化代替儒家文化；三是以传播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为手段，如办教育、建医院、办报纸等，提高中国人的素质，扩大基督教文化的市场，吸纳更多的华人入教。

在改革中国传统的旧式封建教育制度，兴办美国式的新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各类学堂方面，林乐知较当时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官僚更为积极、主动。因为在林乐知看来，办教育是改变中国人的知识结构，传播以基督教为重要基础的西方文化的最可靠的方法。在19世纪80年代前后，他一方面大力抨击中国的科举制度陈旧，不能适合现代社会需求，无法承受外交、军事、科技、实业等方面的新的要求，使国家一天天坏下去，如果再“专尚举业，有害无利”，一方面经过多方努力，与在华传教士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李佳白(Gibert Reid)、丁韪良等成立了中国教育会，计划广办西式学堂，并由他主持于1881年在上海建立了中西书院。 中西书院分大书院及一院、二院三部分。大书院设在昆山桥，一院在八仙桥，二院在吴淞路。之所以起名中西书院，主要是为了迎合当时知识界和政界的文化思潮。在1894年甲午战争前后的20年间，“主以中学，辅以西学”，或“中体西用”、“中西并重”的呼声甚高。梁启超曾称全国上下认定“中西并重”为千古难变的“至言”。作为林乐知助手和朋友的沈毓桂也一再讲：当今之世，“专尚中学固不可也，要必赖西学以辅之；专习西学亦不可也，要必赖中学以襄之。二者得兼，并行不悖，乃可以施非常之教化矣。”林乐知身受美国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双重陶冶，他的“耶稣加孔子”的传教策略虽仅是一种手段，但也包含了融合中西文化的因素。而且，提倡中西并重，容易为中国官僚和士人所理解，较直接取名教会学校要好得多。因而他在《中西书院规条》中堂而皇之地写道：“余拟在上海设立书院，意在中西并重，特为造就人才之举。”“创立中西书院，专为栽培中国子弟起见，非敢希图虚名，实求实济。”事实上，因为西学新奇实惠，学生学好了西学往往可以出国留学，或在大城市找到一份挣钱多的工作，所以多数学生对中学没多大兴趣，主要精力都用于学西学上了。

林乐知是创办教会学校的先驱者。其实，林乐知们创办东吴大学，远不是创办一所大学那么简单，是想把东吴大学办成中国基督教文化的传播中心。我们只要把东吴大学在美国的认证名称就可以知道。1901年6月24日，在美国田纳西州以“Central University in China”即“中国中央大学”名称注册。这个名称，与东吴大学这个中国校名是两回事情，但是却揭示了真实的办学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