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词概述17

——清史札记之四十六

我楚狂人

二、清中后期词人1

清中后期著名词人主要有张惠言、周之琦、谭献、项廷纪、蒋春霖、龚自珍等人。谭献曾经列举了“后七家”和“后十家”，所谓“后七家”即：张惠言、周济、龚自珍、项廷纪、许宗衡、蒋春霖、蒋敦复。上述七人加上张琦、姚燮、王拯三家，即“后十家”。谭献虽然出于自谦而没有把自己列入其中，但是其《复堂词》却不逊色于上述数人作品，词学影响力更是持续三十多年，为清末一大宗师。

1.      张惠言与常州词派1

乾嘉时期，以朴学为代表的求实风气笼罩了整个社会，文学领域的重实倾向也成为这个时期审美的重要价值取向，受到此风气影响，这时期的词坛中注重质实的风格取代了清初词坛的感伤和激情风格。以张惠言为代表的常州词派崛起，便是这种差异的表现。

乾隆后期及嘉庆时期，出现了以张惠言（江苏常州人）、周济为代表的“常州派”，取代“浙派”在词坛的地位。它的影响，历清中叶而直到近代，比“浙派”来得深远。“常州派”强调词的“比兴”作用和社会意义，以推尊词的地位，如张惠言说词要“意内而言外”，要“缘情造端，兴于微言”，发扬《诗》、《骚》的比兴之旨；周济说：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词人要“见事多，识理透”，“诗有史，词亦有史”，说王沂孙词是“故国之思甚深,托意高,故能自尊其体”，等等。他们为了要矫正“阳羡派”词的粗犷，“浙派”词的轻弱,提倡词要写得“深美闳约”（《词选序》）,质实厚重。他们的理论，对清代和近代词的发展，起了推进作用。然而他们在创作上，最宗奉的词人是晚唐的温庭筠和北宋的周邦彦，又不免偏囿于“婉约”、秾艳的形式；他们评论古代词人的“比兴”之作，也多流于附会，不过这种“附会”并不是他们的首创，而是从南宋的鮦阳居士解读苏轼《卜算子》等作品时就已经存在，张惠言等人也直接从鮦阳居士那里继承了这种解读方式，不仅为稍后的王国维等人批评，也被同为常州派的端木埰等人委婉反对。张惠言、周济之外,这派作家还有张琦、董士锡,及作风相近的周之琦等。早期“常州派”词人，上无清初明室遗民之恨，下少接触到鸦片战争以后的惊风骤雨，所以他们词中的“比兴”，主要还是个人生活和感受的曲折吐露，仍然缺少深广的社会意义；风格比较厚重，虽能做到“深美闳约”，但形式的绵密也掩盖不了内容的空虚。他们对词的艺术有新的认识和尝试,有新的成就,但却挖掘不到更多的新意境。这是受着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使得他们在创作实践上的贡献，不能充分地体现他们的理论要求。倒是鸦片战争之后，在时代起了大变化的情况下，有些继承他们的创作倾向的词人，作品的内容和寄托却较他们丰富。这类词人，可以谭献、庄棫、王鹏运、朱孝臧等为代表，他们可以说是“常州派”的余波后劲。

当“常州派”主盟词坛的时期，有不为此派风气所囿，自为清真哀艳、接近纳兰性德的项鸿祚（后改名项廷纪）的《忆云词》；自为疏隽秀雅，接近“浙派”的郭麐的《灵芬馆词》，也各有其特色。谭献曾推纳兰性德、项鸿祚与近代的蒋春霖，为清代词中“三鼎足”(《箧中词》)。而龚自珍本其为文为诗的新奇瑰丽的思想文采，以为词“绵丽飞扬”（谭献《复堂日记》）“能为飞仙、剑客之语”（《箧中词》），不囿声律，不拘宗派，更为自具面目。凡此均表现了他们愤时疾俗、厌旧迎新的精神。但是正是这种愤世嫉俗的观点，后人以为常州词派后期有“诗化”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