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诗概述64

——清史札记之四十四

我楚狂人

五、同光体10

2.同光体的代表性人物9

沈曾植2

沈曾植的诗歌特点是经学入诗。

沈曾植诗经学成分很重，化用儒家经义以为诗，将经学典故融入诗中。韩愈开以文为诗之先例，宋诗继承并光大之，清末宋诗运动以学宋为主，继承了这一特点，沈曾植诗中的经学成分是他诗歌艰涩的一个方面的表现，也是形成他生涩奥衍一派诗风的原因之一。

沈曾植《海日楼诗》十二卷，其中许多都涉及历代历史、地理之学，有时甚至诗歌的主要内容就是史地学方面的见解和阐释，而不是寄托个人情志的作品，这些诗多少有些枯燥，是沈曾植生涩奥衍诗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奠定其学人之诗基调的主要依凭。

沈曾植援经学、佛学、玄学、史地等学术内容入诗的特点，在沈曾植的诗歌作品中，这些内容并不是孤立存在于某一首诗，而往往是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交相辉映，相互证发的状态，之所以分别论述是为了更方便、清楚、直观的考虑。沈曾植对学术成竹在胸，运用自如，在他的思想中，已将各种学问相互联系、融合在一起，为诗时，信手拈来，不刻意裁剪，以其博通之学识，为诗故可游刃有余，轻松驾驭。沈曾植认为学术并无界限，玄学、佛学、儒学、理学，仅仅是在具体时代表现出的概念的不同，它们在参与诗歌、诗境的创作过程中性质是一样的，都是为了诗歌可以上升到诗情学理有机结合且相互印证而不矛盾的境界，这是沈曾植对于“以学问为诗”的继承和创造性发挥，也是他为诗的追求。

沈曾植被王可庄、郑孝胥、陈衍标榜为“同光体魁杰”，故于“合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的主张与“三元说”也不反对，他为诗尊朱彝尊，出入于杜、韩、梅、王、苏、黄之间，不取一法，亦不坏一法，其于诗学主张主要为“三关”说和“雅人深致”之说，他作诗基本围绕这两个观点。

其一，三关说。

“三关”来源于陈衍的“三元”说，《石遗室诗话》卷一曰：盖余谓诗莫盛于三元，上元开元，中元元和，下元元祐也。 [114]  沈曾植认为“三元”是三个诗歌强势，是文学史上三个诗歌相对较盛的时代。而“三关”本是禅宗的修道历程，沈曾植借之以喻诗，即表明诗也是一种道，也要如修禅一样潜心研习，在逐渐积累的过程中一关一关通过，三关俱通，诗便可臻于化境。这是沈曾植在潜心佛学与诗学时悟到的二者关系。“三关”顺序与“三元”不同，为逆时而上：元祐、元和、元嘉，元嘉为最高境界，即沈氏“活六朝”之意。诗学“三关”

其二，雅人深致说。

在《止庵诗集序》中，沈曾植分析了“雅人深致”的含义，他认为“雅人”就是雅材，也就是君子，名异而实同，都是有学识、有修养、道德高洁、关心天下国家的士人；“深致”就是要通古今世事，明白其中道理，体会其中深意。可以看出他对“雅人深致”的解释都以儒学思想为立足点，以儒家教义为延伸，故而他在序中提到十分欣赏温柔敦厚的雅诗，雅诗自有深致，是“五至之道”。“五至”者，“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乐之所至，哀亦至焉。是故正明目而视之，不可得而见也。倾耳而听之，不可得而闻也。志气塞乎天地，此之谓五至。”符合“五至之道”的雅诗，也就符合“经夫妇、成孝经、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儒家诗学精神，关乎天下国家、民生大计，是诗家第一义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