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散文概述28

——清史札记之四十三

我楚狂人

三、桐城派16

4.姚门弟子8

姚莹2

其二，桐城派传人姚莹。

姚莹曾得姚鼐嫡传，但丰富的经历、学历与爱国思想，使他的文学理论较桐城传统较大的发展。

首先是注重“经济”，也即是经世致用之学。他曾补充修正姚鼐的“义理”、“考证”、“文章”为学问三要素之说，《与吴岳卿书》提出读书作文的“要端有四：曰义理也，经济也，文章也，多闻也”。与姚鼐说比照，除了将“考证”易为更切实际的“多闻”外，更补入了“经济”为第二要端。按刘大櫆《论文偶记》已云：“人无经济，则言虽累牍，不适於用。故义理、书卷、经济者，行文之实”，注意到“经济”对于文章的作用。但刘氏文论强调的重点别在“行文”之“能事”，而姚莹则显然把它当作重点，例如《与陈恭甫书》说：“海内名人先生，生平闻见多矣。精考订或拙于文章，工辞翰又弱于气节，至于经济世务，多迂曲鲜通。阁下独驰骋于翰墨之场，研参于贾、郑之席，气节世务，矫然通伟，宜可以膺当世之任而塞人士之望矣。”这里显然是把“经济世务”看作最难能可贵的一端了。更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姚莹自己的作为与著述，他所谓“经济世务”，虽然 基本是仍限于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但有了改革弊政、反对侵略的爱国的新内容。

其次，姚莹论文还提倡“发奋著书”的传统与“沉郁顿挫”的风格。方苞论文重“雅洁”，姚鼐并举“阳刚”“阴柔”之美，虽崇尚“阳刚”，而自己所作乃偏于“阴柔”，这是由所谓“康乾盛世”与方苞、姚鼐的生活地位所决定的。姚莹以其危阨困顿的遭遇与愤慨世事的思想感情，进一步突破了桐城派的传统家法。他在《答张亨甫书》中就详细地论述了文章“不穷不奇，不奇不可以大而久”的观点。其中列举了孔子、老子、庄子、屈原、贾谊、司马迁、曹植、李白、杜甫、韩愈等不同文体的优秀之作，以为它们都可称为“奇”，然后议论说：“是奇也大抵有所为而后发。……非困顿沉郁，势极情至而不可已，则发之也浅，其成之也不可以大而久。……非困穷忧患，则圣人之遇不奇；非绝无仅有，则宇宙之奇不泄。诸子也各以其穷为其奇而不朽。盖从古无安常处顺、坐至富贵而能奇者，斯其与草木同腐耳。”

在《康輶纪行》中他更标举“文贵沉郁顿挫”的主张，对于这种风格的艺术特征与其情思、学识和生活基础作了细致的分析：

古人文章妙处，全是“沉”“郁”“顿”“挫”四字。“沉”者，如物落水，必须到底，方著痛痒，此沉之妙也。否则，仍是一“浮”字。“郁”者，如物蟠结胸中，展转萦遏，不能宣畅；又如忧深念切而进退维艰，左右窒凝，塞阨不通，已是无可如何，又不能自己。于是一言数转，一意数回，此郁之妙也。否则，仍是一“率”字。“顿”者，如物流行无滞，极其爽快，忽然停住不行，使人心神驰响，如望如疑，如有丧失，如有怨慕，此“顿”之妙也。否则，仍是一“直”字。“挫”者，如锯解木，虽是一来一往，而齿凿巉巉，数百森列，每一往来，其数百齿必一一历过。是一来，凡数百来；一往，凡数百往也。又如歌者，一字故曼其声，高下低徊，抑扬百转。此挫之妙也。否则，仍是一“平‘字。文章能去其浮、率、平、直之病，而有沉、郁、顿、挫之妙，然后可以不朽。《楚辞》、《史记》、李杜诗、韩文是也。呜呼！此数公者非有其仁孝忠义之怀，浩然充塞两间之气，上下古今穷情尽态之识，博览考究山川人物典章之学，而又身历困穷险阻惊奇之境，其文章亦乌能若是也者！今不求数公之所以为人，而惟求数公之所以为文，此所以数公之后罕有及数公者也。

这些识见，较之一般桐城文论的以揣摩古人的行文手法为能事者是超过多了。他的这种文学观念，与龚自珍、魏源颇为接近，事实上也受到他们的影响。他在道光初年到北京时即与龚自珍、魏源、汤鹏、张际亮等交好，他们的思想言论文章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直到晚年还念念不忘，曾写《汤海秋传》回忆道：“道光初年，余至京师，交邵阳魏默深、建宁张亨甫、仁和龚定庵及君。定庵言多奇僻，世颇訾之。亨甫诗歌几追作者。默深始治经，已更悉心时务，其所论著，史才也。君乃自成一子。是四人者皆慷慨激励，其志业才气欲凌轹一时矣。世乃习委靡文饰，正坐气苶耳。得诸子者大声振之，不亦可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