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清代理学13

——清史札记之四十二

我楚狂人

二、乾嘉时期理学及其代表性人物1

乾嘉时期，理学出现了这样的奇特现象，一方面朝廷对理学的的推重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另一方面理学却日渐走向地处。这固然与乾嘉时期汉学崛起有关，但是也与乾隆帝文网森严有关。众所周知，乾隆时期，是清代文字狱最严厉最多发的时期，这对理学家喜欢发议论是十分不利的。而乾隆编《四库全书》，更是文字狱的“多发地段”，所以知识分子为了自身安全，宁可醉心于古籍考据，也不触碰“高压线”，更是有利于重考据的汉学的繁荣。所以，让理学走下坡路的，正是极力提倡理学的乾隆帝。

1．乾隆帝对理学的推重

乾隆帝对理学的推重都是带有制度性的。首先，再次肯定了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在科举制度中的突出地位。宋以后，元、明、清三朝都以《四书集注》为学官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也就是肯定了理学对儒学的理解视为正统的理解。

其次，对清初理学名臣进行了一系列表彰。

乾隆元年（1736年），乾隆帝赐予汤斌谥号“文正”。众所周知，“文正”是古代文臣的最高谥号，理学名臣汤斌为清代“八文正”之首。道光三年（1821年），汤斌得以从祀孔子庙。获得文臣最高荣誉。

乾隆元年（1736年），陆陇其追谥“清献”，加赠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从祀孔庙。注意，陆陇其生前只是七品知县，以清廉闻。七品是没有获得谥号的资格的。这里给予谥号及文臣最高荣誉“从祀孔庙”都是破格的，给的是理学家陆陇其。

乾隆十六年（1751），浙江学使雷鋐为张履祥立碑，称他为“理学真儒”；嘉庆十六年（1811），立张履祥主祀于青镇分水书院；道光五年（1825），入祀乡贤祠；同治三年（1864），浙江巡抚左宗棠亲自题碑“大儒杨园张子之墓”；同治十年（1871），张履祥终于获得了从祀孔庙的儒者最高荣耀。

注意，乾隆是很重视舆论工作的，所有这些表彰，与乾隆亲自主编《贰臣传》，编修《四库全书》和大兴文字狱结合起来一起看，不难看出乾隆推重理学的用意了。

其实乾隆并不欣赏理学家好发议论，这在多次乾隆御前讲廷活动中乾隆对汉学的赞赏可以想见。

所以，乾隆推重理学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为我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