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朝与藏传佛教5

——清史札记之二十七

我楚狂人

二、藏传佛教的特殊性2

同样的，在这个问题上，清廷对藏传佛教尊崇是与蒙元一脉相承。

我去雍和宫，看到了宗喀巴的造像，处于最尊崇的位置。

宗喀巴（1357年～1419年）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创立者、佛教理论家。在中国西藏、青海、内蒙、甘肃、北京、山西、河北等地区的佛教寺院里，都有宗喀巴大师塑像，有的是泥塑涂金，有的是以铜质鎏金制成。1419年（明成祖永乐十七年），宗喀巴在拉萨甘丹寺圆寂，时年63岁。圆寂时，将自己的衣帽传给贾曹杰，于是贾曹杰继承了甘丹寺住持之位。藏传佛教史上将宗喀巴大师、贾曹杰、克主杰合称为“师徒三尊”。

宗喀巴本名罗桑扎巴（善慧称吉祥），这是受沙弥戒时的名称。由于诞生于“宗喀”，为示尊重，人们以地名尊称大师为“宗喀巴”。 元顺帝至正十七年（公元1357年10月25日，生于宗喀的一个佛教家庭，父亲是蒙古族，名叫达尔喀且鲁崩格（达鲁花赤daruqaci蒙古语“长官、长”之意，鲁崩格 ），母亲是藏族，名叫馨茂阿却，两个人都是很虔诚的佛教徒。

藏传佛教发展到宗喀巴生活的时代，势力强大的噶举、萨迦等教派，在佛教戒律、本质方面均有颓败之势、在政治上的争斗成了佛教上层势力的主导，这样直接导致了各教到这些现象后，极为痛心，于是他决心对宗教进行改革。宗喀巴在他38岁时，改戴黄色桃形僧帽，表示他区别于其他教派，不同于那些败坏戒律的修行者，决心继承和尊守印度大师释迦室利所规定的戒律。他的号召和行动，得到帕竹地方政权的积极支持，也受到了广大僧俗的热情欢迎。

宗喀巴大师刻苦学习，经过长期的苦学精修，创建了一整套佛学体系，其重要论著

《菩提道次第广论》和《密宗道次第广论》无上瑜伽修法就是其思想体系的总结，也是他创立格鲁派的理论基础。“格鲁”意为“善规”。因为宗喀巴大师戴黄色桃形僧帽，所以又称格鲁派为“黄帽派”、“黄教”。宗喀巴大师强调修行次第，要先显后密，显密并重，“提倡苦行”，僧人不结婚，戒杀生，禁饮酒，断绝世俗交往等等。

1409年，宗喀巴大师在拉萨创建甘丹寺，担任首位法台。1416年，其弟子绛央却杰兴建哲蚌寺。1418年—1419年，其弟子绛钦却杰利用从明朝带回的大批赏赐物修建了色拉寺。甘丹、哲蚌、色拉三寺合称为拉萨三大寺，成为后来格鲁派六大丛林的中心寺院。格鲁派的地位在宗喀巴时代空前提升。

可以这样说，尊崇藏传佛教，就是加强满族与蒙藏各组的政治联系，这实际上就是满清政权的基础力量。其实我们通过外八庙的“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在这个“政治协商会议”中，汉民族是没有代表的。

三、元清两朝道教衰败的深层原因

与远清两代藏传佛教得到尊崇的同时，汉族本土的道教处于低潮，其衰败之势是很明显的。

说起来，道教真正的繁荣时期也就是唐代，道教的理论体系，道教的仪轨都是在唐代得到完善。在宋代，道教似乎得到尊崇，设立“提举”官管理道观，实际上则是加强了管理。国家对庵观寺院的“敕建”制度也就是宋代开始的。我把这个称之为“认证”。而明代的敕建制度更加严格，也就是国家对庵观寺院的管理更加严格。

我多次说过，元初开始道教式微是自己作死作出来的。我曾经这样说：

但是，显然全真道错误估计了自己在蒙古贵族心目中的地位，愚蠢地与藏传佛教争宠，用乌有的《化胡经》来与藏传佛教争地位。实际上蒙古贵族早就选择了更适合少数民族政权的藏传佛教，全真教又遇上了强劲的对手藏传佛教的天才领袖八思巴，遭遇惨败。结果是道教地位大降，大量道藏被毁，不少道教经典，特别是唐代道教研究的精髓毁于一旦，道教从此在理论建设上逊色于佛教，这不能不说这是全真道干的最大的蠢事。（见拙作《剖析“全真道现象”》）

其实在明代，名义上尊崇道教，实际上并非如此。明王朝对宗教的管制一向是非常严格的。何况，明王朝并不排斥佛教，如诸王就都有和尚作为辅导师傅，其中最著名的辅佐燕王朱棣“靖难”成功的道衍和尚姚广孝。可以这样说，在明朝的政坛上，道教从来就不是一家独大。更何况道教在元初《化胡经》之辨中遭受了毁灭性打击，在明朝根本没有恢复元气。确实的，朱元璋、朱棣父子一直在寻找张三丰，似乎很崇拜。但是为什么张三丰始终避而不见？毕竟不是好的合作者。在明代，道教的颓势未见改善。

进入清朝，道教式微之势依旧。

那么，在清代与藏传佛教得到尊崇相对应的是道教的式微，其深层原因到底是什么？还是因为清廷的民族政策有关，毕竟道教是汉民族的宗教。

这就是有清一代，道教始终势弱的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