朦胧诗、汪国真及其他

——昨日时髦之读书篇之十三

我楚狂人

文革刚结束，有一种思想解放的渴望，于是朦胧诗应运而生。

朦胧诗，权威的解读是这样的：朦胧诗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伴随着文学全面复苏而出现的一个新的诗歌艺术潮流，以舒婷、北岛、顾城、江河、食指、芒克等先驱者为代表。朦胧诗，以内在精神世界为主要表现对象，采用整体形象象征、逐步意向感发的艺术策略和方式来掩饰情思，从而使诗歌文本处在表现自己和隐藏自己之间，呈现为诗境模糊朦胧，诗意隐约含蓄、富含寓意，主题多解多义等一些特征。他们在诗作中以现实意识思考人的本质，肯定人的自我价值和尊严，注重创作主体内心情感的抒发，在艺术上大量运用隐喻、暗示、通感等手法，丰富了诗的内涵，增强了诗歌的想象空间。

而我的理解，实际上朦胧诗之所以刻意朦胧实际上就是对那些年的标语口号式表述的一种逆反。因此很多朦胧诗人容易极度自我，最后甚至迷失自我。

那时我刚大学毕业不久，是个不太年轻的新教师。朋友巢斌认识几个苏州的写朦胧诗的文友，于是有机会参加了一次他们的活动。停了半天，不得要领。忽然发现：原来大多只着眼“朦胧”而忘了“诗”。于是我插了一句话说：“多读李商隐。”于是扬长而去。

对新诗，我真的不懂，也喜欢不起来。苏大钱仲联先生生前说过：新体诗未老先衰，旧体诗老当益壮。深以为然。

但是，当时读朦胧诗实在是文青的时髦，谈朦胧诗是文青的标志。至于真的读了多少？不知道。后来，舒婷的《致橡树》等朦胧诗入选中学语文课本，似乎也不让中学生觉得难以理解啊。

其实朦胧诗走红的时间并不长，真是时髦的东西容易过时。很快的文青的阅读热点成了汪国真。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刚到苏州五中任教，我的学生问我读不读汪国真。我坦白说没有。于是我也找了来看看，以便与学生对话。

我发现，汪国真的诗作其实其特点很容易把握，那就是“在主题上积极向上、昂扬而又超脱。作品的一个特征经常是提出问题，而这问题是每一个人生活中常常会遇到的，其着眼点是生活的导向实践，并从中略加深化，拿出一些人所共知的哲理。”简言之，主旋律、哲理化、提问题，这就是汪国真。汪国真与朦胧诗完全异趣，绝不朦胧，明白通晓。这符合九十年代开始的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而符合主旋律，又是强大的助推器，更容易得到媒介的推介。于是汪国真想不走红也不行。

2015年，汪国真去世，年仅59岁。这让已经逐渐淡出读者视线的汪国真又一次成为热点。

在汪国真大红大紫的同时，有一个名字拥有着一批女文青读者，那就是台湾女作家席慕蓉。席慕蓉在大陆的走红是迟到的。席慕容的作品多写爱情、人生、乡愁，写得极美，淡雅剔透，抒情灵动，饱含着对生命的挚爱真情，更像是诗体的琼瑶。

浮躁的社会风气，催生了所谓“神童文学”，一个个“文学神童”，其代表就是韩寒及其作品《三重门》。推介者把韩寒当做争抗时下功利教育的武器，不想走向了另一种功利。青年学生读韩寒，是想寻找过重学业负担下的精神避难所，不想越读越困惑——毕竟韩寒只有一个。

至此，更快餐的网络阅读必然走近现代人的生活，是好是坏，我们不知道。让时间证明。

舒婷

北岛

汪国真

韩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