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真谛在哪里？3

——老学生引起的回顾

                                  我楚狂人 

三、我是抢分机器

我辅导自己的学生挑战高考始于1979届。1978年秋，我们学校原任高中毕业班“快班”语文课的教务主任调任县教研室担任语文教研员，而我则临危受命，接任高中毕业班“快板”语文课。1979届，这是应届生开始具备冲击高考的第一届，不再是如1977、1978那样基本上是“老三届”一统天下的局面。1979届，还是叶圣陶先生说的高考“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大约高考录取率是3%。

那个年头教高中毕业班是很辛苦的：没有现成可用的辅导材料，只能根据当时极其简单的考纲自编材料，还得自己在钢板上刻写蜡纸，自己油印。那工艺还是地下党编印《挺进报》的水平。我们这些偏处水网深处的教师，没有参考资料，只能一切自力更生。于是从自己的大学教材里找题目，通信与城市里的同学联系交流题目。刻蜡纸啊，没完没了刻蜡纸，除了上课就是刻蜡纸。右手中指上磨出厚厚的老茧，冰冷的钢板让手上生起冻疮，所以那些年“半指”手套是我们这些毕业班老师的最爱。

那是“语言派”专家主导语文高考的年代，先是叶圣陶、吕叔湘，后来又是朱德熙、张志公等，后来是章熊。于是划分句子成分、改病句、语段排序、词性辨析等语言题成了紧俏货，高中毕业班的语文复习课几乎就是语言课，大学语言课一套全搬上了中学讲坛。那时，我的语文课就是我自己说的“帮助学生骗分”，至于语文素养的熏陶，真的顾不上了。于是苦恼：难道教书就是只是“帮助学生骗分”？

应该说，我很有“帮助学生骗分”的天分。我善于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善于总结各种题型的解题规律，甚至加以公式化；我善于接受新题型，如率先解析“舶来品”选择题，并总结出“排除法”等简明的解题途径。所以我的毕业班语文课不抢课时，但是成绩始终很好。这样，搭班的数理化老师很满意，领导也很满意，学生更满意——没有学生喜欢题海战的老师的。

我坐稳了高中毕业班把关教师的位置，从1979届到1989届，连续担任高中毕业班语文课。（调回苏州，又继续从1990届到1992届连教三年毕业班）我编写的试卷和讲义，经常被县教研室拿去全县使用，我的课堂里外地听课老师不断。我似乎很成功。但是，我苦恼——难道语文课只是为了抢分？

我从1980届学生开始，悄悄进行着这样的尝试，那就是学生学习习惯的培养和自学能力的培养。我坚信叶圣陶先生的那句话：“教是为了不需要教。”1984年开始，我帮助学生从“无谓失分”中寻找增长点。这就是我后来回苏州之后开始的“非智力因素开发”的原型。

所以，在恢复高考的前十多年，我是一个“帮助学生骗分”的能手。但是我毕竟在反思。我在想，到底什么才是教育的真谛？

三、我是抢分机器

我辅导自己的学生挑战高考始于1979届。1978年秋，我们学校原任高中毕业班“快班”语文课的教务主任调任县教研室担任语文教研员，而我则临危受命，接任高中毕业班“快板”语文课。1979届，这是应届生开始具备冲击高考的第一届，不再是如1977、1978那样基本上是“老三届”一统天下的局面。1979届，还是叶圣陶先生说的高考“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大约高考录取率是3%。

那个年头教高中毕业班是很辛苦的：没有现成可用的辅导材料，只能根据当时极其简单的考纲自编材料，还得自己在钢板上刻写蜡纸，自己油印。那工艺还是地下党编印《挺进报》的水平。我们这些偏处水网深处的教师，没有参考资料，只能一切自力更生。于是从自己的大学教材里找题目，通信与城市里的同学联系交流题目。刻蜡纸啊，没完没了刻蜡纸，除了上课就是刻蜡纸。右手中指上磨出厚厚的老茧，冰冷的钢板让手上生起冻疮，所以那些年“半指”手套是我们这些毕业班老师的最爱。

那是“语言派”专家主导语文高考的年代，先是叶圣陶、吕叔湘，后来又是朱德熙、张志公等，后来是章熊。于是划分句子成分、改病句、语段排序、词性辨析等语言题成了紧俏货，高中毕业班的语文复习课几乎就是语言课，大学语言课一套全搬上了中学讲坛。那时，我的语文课就是我自己说的“帮助学生骗分”，至于语文素养的熏陶，真的顾不上了。于是苦恼：难道教书就是只是“帮助学生骗分”？

应该说，我很有“帮助学生骗分”的天分。我善于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善于总结各种题型的解题规律，甚至加以公式化；我善于接受新题型，如率先解析“舶来品”选择题，并总结出“排除法”等简明的解题途径。所以我的毕业班语文课不抢课时，但是成绩始终很好。这样，搭班的数理化老师很满意，领导也很满意，学生更满意——没有学生喜欢题海战的老师的。

我坐稳了高中毕业班把关教师的位置，从1979届到1989届，连续担任高中毕业班语文课。（调回苏州，又继续从1990届到1992届连教三年毕业班）我编写的试卷和讲义，经常被县教研室拿去全县使用，我的课堂里外地听课老师不断。我似乎很成功。但是，我苦恼——难道语文课只是为了抢分？

我从1980届学生开始，悄悄进行着这样的尝试，那就是学生学习习惯的培养和自学能力的培养。我坚信叶圣陶先生的那句话：“教是为了不需要教。”1984年开始，我帮助学生从“无谓失分”中寻找增长点。这就是我后来回苏州之后开始的“非智力因素开发”的原型。

所以，在恢复高考的前十多年，我是一个“帮助学生骗分”的能手。但是我毕竟在反思。我在想，到底什么才是教育的真谛？

缺了我这个班主任

我与1984届学生在一起（周明德老师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