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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逆者李卓吾5

——明史札记之三十一

我楚狂人

李贽抨击维护封建礼教的假道学和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卫道士、伪君子最力。他指斥那些所谓的道学家们：名心太重，回护太多。“实多恶也，而专谈志仁无恶；实偏私所好也，而专谈泛爱博爱；实执定己见也，而专谈不可自是。”“及乎开口谈学，便说尔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自私，我欲利他”，实际上都是“读书而求高第，居官而求尊显”，全是为自己打算，“无一厘为人谋者”（《焚书·答耿司寇》）。反倒不如“市井小夫”与“力田作者”实实在在，干啥说啥（同上）。他指斥假道学，“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续焚书·三教归儒说》）。借道学这块敲门砖，“以欺世获利”，为自己谋取高官利禄，他们“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焚书·又与焦弱候》）这些批判是诛心之言，是招人切齿痛恨的。

李贽同情封建礼教压迫下的妇女，他大声疾呼，为妇女鸣不平。在《焚书·答以女人学道为短见书》中，李贽批判了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的说法。他说：“不可止以妇人之见为见短也。故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又岂可乎？设使女人其身而男子其见，乐闻正论而知俗语之不足听，乐学出世而知浮世之不足恋，则恐当世男子视之，皆当羞愧流汗，不敢出声矣。”所以他帐下有女弟子。这在当时是惊世骇俗之举。

李贽的叛逆还表现在他的文学见解和史学观上。他在文学上主张“童心说”，主张创作要“绝假还真”，所以他最称道的艺术形象是《水浒》中的鲁智深。李贽在点评鲁智深三拳打死镇关西时激动地在书上眉批道：仁人、圣人、勇人、神人、罗汉、菩萨、佛。他把想得到的最美好的评价都给予了鲁智深。他借评点《水浒》，对封建官吏鱼肉百姓表示了愤慨。

李贽的巨著《藏书》共68卷，系纪传体史论，论述战国至元亡时历史人物约800人，做了大量翻案文章。他赞扬秦始皇是“千古一帝”，武则天是“政由己出，明察善断”的“圣后”。李贽曾在与焦弱侯书里袒露了自己的思想：“尝谓载籍所称，不但赫然可纪述于后者是大圣人，纵遗臭万年，绝无足录，其精神巧思，亦能令人心羡。况真正圣贤，不免被人细摘。或以浮名传颂，而其实索然。自古至今，多少冤屈，谁与辨雪？故读史时真如与百千万人作对敌，一经对垒，自然献俘授首，殊有绝致，未易告语。”（续焚书卷一与焦弱侯书）

李贽以名教叛逆自居，自视“异端”。李贽主张个性解放，他自幼“便倔强难化，不信学，不信道，不信仙释”。他不囿于传统，蔑视权威。事实上这样的人物是难以被当时社会容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