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逆者李卓吾2

——明史札记之三十一

我楚狂人

隆庆四年（1570），调任南京刑部员外郎，至万历五年（1577）止，共七年。在南都任职的七年，是李贽形成自己思想体系的重要阶段，在此期间，他洁识了耿定向、耿定理、焦竑等著名学人。后来认识到耿定向的假道学面貌后，李贽与之反复辩难。而李贽与耿定向的弟弟耿定理以及耿定向的学生焦竑则一生为莫逆的朋友。也就是在南都时，李贽了见过王守仁的弟子王畿以及泰州学派的罗汝芳。李贽对王、罗二人都很崇敬，思想上倾向于王学。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时间是李贽师事泰州学派的学者王襞。王襞是王艮的儿子，王艮在淮南讲学，王襞长时期侍奉左右，对“乐学”之说，发挥尤多。从此李贽的思想打上了浓重的左派王学的印记。

万历五年（1577），出任云南姚安知府，但是他更用心的则是从事讲学。他居官 “一切持简易，任自然，务以德化”。袁中道的《李温陵传记》云：“法令清简，不言而治。每至伽蓝，判了公事，坐堂皇上，或置名僧其间。簿书有隙，即与参论虚玄，人皆怪之”。这颇似泰州学派罗汝芳的做官作风。在姚安居官三年以后，他再也不能忍受官宦生活那种种束缚了，他要离开官场了。袁中道记载道：“久之，厌圭组，遂入鸡足山，阅龙藏，不出。御史刘维奇其节，疏令致仕以归”。李贽是这样总结自己二十多年的宦海浮沉的，他说： “余唯以不受管束之故，受此磨难，一生坎坷，将大地为墨，难尽写也。为县博士，即与县令、提学触。为太学博士，即与祭酒、司业触。……司礼曹务，即与高尚书、殷尚书、王侍郎、万侍郎尽触也。……最苦者为员外郎，不得尚书谢、大理卿董并汪意。……又最苦而遇尚书赵。赵于道学有名。孰知道学益有名，而我之触益又甚也。最后为郡守，即与巡抚王触，与守道骆触。……此余平生之大略也。”（《焚书卷四豫约》）一个到处抵触的官场异类啊。

他解官以后，携妻女往湖北黄安依耿定理。自称：“我老矣，得一二胜友，终日晤言，以遣余日，即为至快，何必故乡也？”万历九年（1581）春，李贽应耿定理之邀，携妻子女儿到耿家乡黄安天台书院讲学论道，住耿定理家中充当门客兼教师。

在李贽云南辞官的前一年，即万历七年（1579年），泰州学派杰出代表人物何心隐被楚抚王之垣缉捕并杀害于武昌。李贽对这件事极为愤怒，曾著文为何辩冤，并表示对何的景仰。后来他给焦竑的信中，提起何心隐说：“何心老英雄莫比。观其羁绊缧绁之人，所上当道书，千言万语，滚滚立就，略无一毫乞怜之态，如诉如戏，若等闲日子。今读其文，想见其为人。其文章高妙，略无一字袭前人，亦未见从前有此文字，但见其一泻千里，委曲详尽。观者不知感动，吾不知之矣。奉去二稿，亦略见追慕之切。”（续焚书卷一与焦漪园太史书）焚书卷六有赠何心隐高第弟子胡时中五绝一首：“三日三渡江，胡生何忙忙？师弟恩情重，不忍见武昌。”可见他对何心隐及其弟子的同情。李贽一生未有机会与何心隐相识，引以为憾。

其间万历十一年老师王畿卒，李著王龙溪先生告文，对王畿表示敬仰，如称王畿为“圣代儒宗，人天法眼”，又说“先生今既没矣，余小子将何仰乎？”

万历十二年耿定理死，李贽与耿定理之兄耿定向是学术上的老对头，自不可能再在黄安耿家住下去了。在李贽看来是耿定向乡愿、是假道学的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