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词1
(2011-01-24 08:1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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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文化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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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词1
——闲话唐代文化之三十六
我楚狂人
词是从唐代开始才有的,这一点学术界已经没有分歧。前人一直在猜测,何以在唐代就产生了词这种新的文学样式?《旧唐书》云:“自开元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认为词是从少数民族(胡夷)和民间(里巷)发源的。从早期词牌来看,《菩萨蛮》当是西域乐曲,《叨叨令》、《调笑令》当是坊间小曲,《旧唐书》的说法应该是成立的。作词被称为“倚声填词”,也就是根据现成的乐曲填写歌词。所以,词者,歌词也。既然词来自民间,那就必然带着它固有的“野性”——自由、朴实、不加掩饰的情爱、近乎天籁的清新;同时也会有着原是的粗犷。我年轻时插队农村期间,偶尔得到一本北京大学刘毓盘教授的《词史》,1931年版的初版,大致上也是这样的观点。
我一直持这样的观点,我们的诗歌,开始都是起自民间,起自通俗,甚至起自流行,后来才慢慢“高雅”起来的。诗是这样,词是这样,后来的曲也是这样。这就是孟子的观点:“古之乐,犹今之乐也。”我在《旗亭唱诗》一文中这样说过:“一切经典都经过了初期的流行,经过了时间的淘洗,沉淀,淘汰,升华。唐诗是这样,宋词是这样,明清小说是这样。其实施特劳斯也是这样,荷马史诗也是这样。”而我们诗歌“高雅”起来的代价就是不那么合乐了,沦为纯案头的供品,同时就会产生寻找更合乐的新样式来补充这样的需求。这就是在诗高度发展高度完善的唐代会出现词;而在词高度发展宋末,特别是不太合乐的豪放词高度发展后就出现了曲。我想在唐代出现词就是这个原因。文学的社会功能,除了许多正统观念强调的“文以载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外,毕竟还有抒发个人情感和怡情的作用。而当诗成为“诗教”,成为庄重堂皇内容的载体时,词就承当了抒发个人情感和怡情的功能。这就是词从一开始就以“诗余”的面目出现的原因了,最早的词作总集命名为“花间”“尊前”就是这个道理。
然而,自唐以降,一直缺乏词来自民间的实例,只见到刘禹锡、白居易们的仿民间的作品。这一缺憾终于在“敦煌曲子词”被发现后弥补上了,下面就说说敦煌曲子词。
一、敦煌曲子词
190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考古者在敦煌鸣沙山第288石窟(藏经洞)里发现了几百首抄写的民间词,为研究词的发展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原始资料。敦煌曲子词已整理成集的有:王重民的《敦煌曲子词集》,辑词164首;饶宗颐的《敦煌曲》,辑词318首;任二北初编《敦煌曲校录》,兼及《五更转》等俗曲佛曲,扩大到545首;任二北后又编定《敦煌歌辞集》,扩大到凡入乐者概采录,计1200余首。但一般论敦煌曲子词者,仍以具有调名,合乎词体的为主,即以王重民收集的曲子词为主要研究对象,以便与乐府歌辞及其它俗曲歌辞区别开来。这样区分还是有科学性的。
就题材来看,敦煌曲子词反映的生活面是相当广阔的。王重民的《敦煌曲子词集·叙录》说:“有边客游子之呻吟,忠臣义士之壮语,隐君子之怡情悦志;少年学子之热望与失望,以及佛子之赞颂,医生之歌诀,莫不入调。其言闺情与花柳者,尚不及半。”在艺术上也保留了民间作品的质朴与清新,风格也较为多样。同时,在发现的敦煌曲子词里,还保存下一些在现存唐代文人词中很少见的长调。值得注意的是,在敦煌曲子词中写得最好、最多的依然是言男女情爱的作品。但是,在敦煌曲子词中写得最好、最多的依然是反映男女情爱的作品,还是“诗余”的面目。
作为词的初期形态,敦煌曲子词明显表现出它的初期形态的特征,吴熊和先生《唐宋词通论》把这种“初期形态”归纳为六点:有衬字、字数不定、平仄不拘、叶韵不定、咏调名本意者多、曲体曲式丰富多样。
所谓“有衬字”就是口头文学的样式了,“衬字”就是民歌中并无实在意义的“衬腔”,表达一种情绪而已。如我们当代民歌《东方红》里的“呼尔嗨哟”就是“衬字”。这在定型之后就剔除了。
“字数不定、平仄不拘、叶韵不定”正是“初期形态”尚未定型的表征,一旦成熟定型就不会这样了。
“咏调名本意者多”表现其原起性,唯有原起的才会是咏其本义的。
“曲体曲式丰富多样”则表示了“初期形态”演唱上的自由度,定型之后这种自由也就消亡了。
必须指出,不少作品还过于俚俗粗糙,这就是“初期形态”的必然。
附:敦煌曲子词选:
《抛球乐》
珠泪纷纷湿罗绮,少年公子负恩多。当初姊妹分明道,莫把真心过于他。子细思量着,淡薄知闻解好么?
《望江南》
天上月,遥望似一团银。夜久更阑风渐紧,为奴吹散月边云,照见负心人。
《菩萨蛮》
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面上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
《摊破浣溪沙》
五两竿头风欲平,长风举棹觉船轻。柔橹不施停却棹,是船行。
《鹊踏枝》
叵耐灵鹊多谩语,送喜何曾有凭据?几度飞来活捉取,锁上金笼休共语。
《望江南》
莫攀我,攀我太心偏。我是曲江临池柳,这人攀了那人攀。恩爱一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