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朋党

——宋史札记之三十九

我楚狂人

历史上从未有如宋代那样理直气壮搞朋党的，欧阳修写了《朋党论》，说是：“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贪者，货财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有了这样的高论，自然就朋党盛行了，自己的就是“君子之党”，别人就是“小人伪党”了。

宋代的党争由来已久。先有范仲淹与吕夷简的互争，环绕着废仁宗郭后等焦点问题反复相互攻击，最后两败俱伤，便宜了丁渭。短命的庆历新政，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等被指为“庆历党人”，倍受攻击。政敌夏竦用诬陷谋反，指定“党人榜”等极端手段欲置庆历党人于死地。但是，自己受到政治迫害的庆历党人也在无端攻击别人。如欧阳修就多次非难包拯。特别是欧阳修等人不惜用制造谣言，利用迷信的手段诬陷名将狄青，活生生将国之干城逼入绝境。

王安石变法，庆历党人成了旧党，于是有了新旧党争。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变法，新党支持新政，旧党反对新政。守旧大臣中不乏有影响力的人物，如韩琦、司马光、欧阳脩、苏轼等，王安石则引用吕惠卿、曾布、章淳等新人推行新政。新旧党争几经反复，前后凡五十余年。由于新、旧两党更迭执政，王安石曾两度退职，新政时行时废，举国上下无所适从。

新旧党争最初因政见不同而起，后来演变成排除异己的夺权之争，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神宗病逝，哲宗即位，司马光星夜入京执政，几尽罢新法，史称元祐更化。在宣仁太后主导下，致力于恢复祖宗旧制，前后历时九年，此一时期改革派人士几乎全招贬职。章惇等新党被贬至岭南（今广东一带），开启北宋贬官至岭南的先例。

元祐元年（1086年）王安石与司马光相继病逝，守旧派继续掌握大权，党争仍无止息，朝廷分裂成新旧两党，得势的旧党又分成三派，爆发了“蜀洛之争”，前一文已经专述，这里不重复，

元祐九年（1094年），宣仁太后病逝，宋哲宗亲政，新党章惇进京出任尚书左仆、门下侍郎，恢复宋神宗的新法，史称“绍述”，意为继承，曾布为翰林学士，张商英用为右正言。章惇当政，对元祐诸臣大肆报复，以“抵毁先帝、变易法度”的罪名，剥夺了司马光、吕公著的赠谥，绝大部分的旧党党人都被放逐，贬到岭南等蛮荒地区，又企图追废宣仁太后，为哲宗所止。

宋徽宗时期，将章惇则以罪贬逐于外，改用韩忠彦、曾布为相，试图化解新旧党争，但党争已是无可化解。徽宗只好起用蔡京。蔡京当政，与执掌兵权的宦官童贯等勾结，立“元祐党籍碑”，将司马光等人一一定为奸党。这要到南宋宁宗时才得昭雪。

党争，就没有理智可言。本来是正常的学术观点不同，政见不同，但是一旦变成党争就变味了。党争则可以是人身攻击，政治陷害，甚至无中生有，造谣诬陷。宋代党争，为后世做了很坏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