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洛党争

——宋史札记之三十八

我楚狂人

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神宗病逝，哲宗即位，司马光执政，尽罢王安石新法，史称“元祐更化”，在宣仁太后主导下，致力于恢复祖宗旧制，前后历时九年。此一时期改革派人士几乎全遭贬谪，章惇等被贬岭南（今广东一带），开启北宋贬官岭南的先例。

元祐元年（1086年）王安石与司马光相继病逝，守旧派继续掌握大权。得势的守旧派“联合阵线”分裂，又分成三派，所谓“既交恶，其党迭相攻”。洛学以二程为首，主要成员有朱光庭、贾易等；蜀学以苏轼为首，另有吕陶、上官均等；朔党以刘挚、王岩叟、刘安世为领袖，羽翼甚众。三党名称，由其领袖籍贯而来。

洛党的政见，与王安石多有异同。他们也像王安石那样，主张以理想来改造现实，他们所本的理想也是所谓“王道”的典范唐虞三代。不仅在理想方面，在具体主张方面也是这样。比如王安石以为：“今人才乏少，且其学术不一，异论纷然，不能一道德故也，一道德则修学校。”程颢则以为：“今师学废而道德不一，……秀民不养于学校而人才多废。”在这一点上，两者的看法完全一致。程颢曾上神宗书，其中有关井田、兵归于农、帝王必立师傅等等的主张，也多与王安石一致。熙宁二年程颢参与考察诸路农田水利赋役，就是因为有相同认识的基础。洛党与王安石也有明显不同，比如王安石特重法，而洛党偏重人。程子曾说：“善言治者，必以成就人才为急务，人才不足，虽有良法，无与行之矣。”这是两者显著的不同处。

蜀党对政事的看法较洛党温和，言事论理不执于一端，他们并不强调某种理念，也不认为某种制度独胜。所以苏轼会为“青苗法”、“免疫法”说公道话，而司马光就不能容。

　　朔党多为实务派官员，重经验。王安石与洛党都喜欢讲唐虞，讲三代，讲“王霸之辨”，而朔党不讲。不讲三代那样玄远的理想，而注重王安石与洛党看不起的汉唐经验，主张通过权衡汉唐的利弊，来进行逐步的改良。激进派对这样的“实际”主张不以为然，以为未免缓不济急。程颢对司马光自比“人参、甘草”就说：“病未甚时可用也，病甚则非所能及”

洛党朱光庭、贾易等借“策题”攻击苏轼诬蔑宋仁宗不如汉文帝，宋神宗不如汉宣帝，是对先王不敬（这个帽子很大，可以置人死地）。这时吕陶、上官均挺身而出为苏轼辩护，史称“蜀洛党争”（或称“蜀洛朔党争”）。两次策题之谤，都是洛党以文字罗织，利用台谏势力攻击蜀党领袖，最终都不了了之，最后以苏轼出守杭州而告终。扬州题诗之谤，是发生在“车盖亭诗案”之后。洛朔两党攻讦苏轼和苏辙两兄弟“欲兄弟专国，尽纳蜀人，分据要津，复聚群小”等等。苏轼上疏自辩，才免去一场大祸，被命出守扬州。至此党争已沦为意气之争，终使朝纲不振，政风日坏。

所谓“蜀洛党争”，实际上就是洛党伙同朔党以文字狱迫害蜀党的事件，根本不是“相争”的问题。以文字罪人，这是中国文人极坏的习气，也是中国文人作茧自缚的根源。洛党此举，甚恶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