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子老潘

——大学烟霞之十六

我楚狂人

老潘，是我的老师潘树广先生（1940.1.——2003.8.2.）的爱称，因为师生间关系随便，我们总以“老潘”称之，他也乐意答应。

潘老师总说自己不聪明，总说自己是笨鸟先飞，但是我们总觉得潘老师是个才子，多才多艺。只要看他是广东新会人而能学好普通话，就知道他是一个接受能力很强的人。

我认识潘老师很早，还是在“文革”期间，当时潘老师在江苏师院“战地黄花”宣传队拉手风琴，而我在我们学校的文工团拉二胡，有时同台演出，乐队也有交流，一来二去就认识了，但是不熟，当时潘老师还不满三十岁。真正相熟还是我到中文系读书之后，因为帮潘老师搞中文系的学生文工团吧，接触很多。潘老师把系里钢琴室的钥匙也交给了我，那里成了我们碰头的地点。闲暇时我们喜欢听潘老师用手风琴拉俄罗斯民歌，这是一种心的放松。我们当时中文系的文工团实力很强，几乎可以与学校文工团分庭抗礼，这是潘老师的功劳，他做什么事都那么认真，哪怕是“不务正业”搞文艺。

潘老师是古代组老师中比较年轻的一个，教我们时才三十出头点年纪。后来听说他主攻文献学，我很惊讶于他能够静下心来啃冷门，就问他为什么。他说，自己不聪明，底子也不厚，还是另辟蹊径为好。其实我知道，文献学是做一切学问的基础，乾嘉学派尤重文献检索；只是解放以后乾嘉学派不吃香了，更多人热衷于时髦的学问，少有人肯下苦功，文献学几乎要绝种了。潘老师做的事，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开拓性的工作，甚至可以说是功德无量的事。果然，潘老师所谓的“笨鸟先飞”成功了，他成了新时代文献学的开拓者和权威学者。

上世纪末，我在苏大兼职教大学语文，有时在校园里遇到潘老师，总要拉住我说会话，他把家里的电话告诉我，说是有空电话里吹吹牛，但是终于没有吹成——他太忙了。后来，偶尔我的学生詹定国告诉我，说是潘老师得了肺癌，住在附二院化疗，因为詹定国有个下属是潘老师的近亲。我去看过潘老师，他依然谈笑风生，妙语连珠，生机勃勃的样子，不像一个病人。直到医生宣布晚期了，他照样带病到外地参加学术会议，做长篇发言。看来他已经勘透生死了，境界又高了一层。2003年夏，詹定国告诉我潘老师又住院了，正想去看望他，不想潘老师已经远行。

潘老师与我是半师半友的情谊，真想不到这样生机勃勃的人已经不在了，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