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的思想局限性

——关于聊斋之九

我楚狂人

是人就会受到自己所处的时代的局限，任何杰出人物都逃不脱这个规律，蒲松龄也如此。我前面多次说过，蒲松龄身处康熙朝，正是清皇朝克服重重困难逐步巩固其统治的时代，因此也是思想统治最为严酷的时代。康熙朝文字狱空前残酷，先后发生了庄廷珑（金旁，打不出）“明史案”，戴名世“《南山集》案”和“南北科场案”等大狱。在这种背景下，文化人首先就是要活下去，要保护自己。因此，《聊斋志异》注定不是一本叛逆的书，任何过分拔高《聊斋志异》战斗锋芒的说法都是不合实际的。

正如此，《聊斋志异》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即使如《席方平》这样尖锐的作品，最后还是依靠二郎神这样的代天巡狩的清官来解决问题；《促织》明明是一场人间惨剧却以戏剧收场：孩子复活，成名“裘马过世家”，巡抚、县令各得实惠。而“异史氏”也不过轻描淡写地劝告皇帝，“不可不慎”而已。这大概就是圣人之教“怨而不怒”吧！不要责怪蒲松龄，如果蒲松龄不保持这样的分寸，也许今天我们就看不到《聊斋志异》了，蒲松龄的名字也许就湮没在文字狱的血海中了。这就是残酷的事实。所以，今天痴情歌颂“康乾盛世”的文化人们，千万不要忘记这个铁的事实。

如果说“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是那个时代的烙印的话，那么《聊斋志异》最值得注意的就是描写中的自然主义倾向，特别是对性的自然主义的描写。在《聊斋志异》中，有不少篇章写到了赤裸裸的性，有时甚至不厌其细。这就有点“少儿不宜”了。如《五通》等篇就是这样。因此，《聊斋志异》就成了一本瑕瑜互见的书，并非每一篇都是那样精彩了。可以说，《聊斋志异》中有些篇目甚至是低俗的。我们认为，不能因为“说鬼话”而“乱说话”。“《春秋》责备贤者”，我们有必要对《聊斋志异》这样影响深远的著作求全责备。也正因为如此，我主张《聊斋志异》的普及本只需选本，而全本则是提供给研究者研读即可。

我们读书就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不仅读《聊斋志异》是这样，读其他书何尝不是这样？几百年前的著作有这点缺陷实在不值得奇怪，后人看我们有何尝不是如此。

时代总是在进步的，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