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生命的载体

——从“诗言志”说起

苏州市第五中学 张长霖 215008

内容提要：本文从“诗言志”说起，环绕“文以载道”这一中心话题，综述了历史上的有关争论，阐明这样一个观点：写作从来就是工具，只不过它不仅仅是“言志”的工具，“载道”的工具，也是抒写性情的工具，情感交流的工具。因此，把它称之为生命的载体。

关键词：诗言志  文以载道  生命的载

写作的工具性与人文性之争是从语文的工具性与人文性之争派生出来的，似乎又与叶圣陶先生提出的“工具说”有关了。其实叶圣陶先生从来没有因“工具说”而否定语文的人文性。但，本文并不想就此展开论说，我想说的是，写作“工具说”由来已久，先哲早已有了充分论证，而且各自找到自己的结论。我们对照一下，或许可以少走不少弯路，少发不少空论。

还得从“诗言志”说起，“诗言志”语出《尚书尧典》，这恐怕是我国最早的写作理论了，说的还是“工具”，写作是人们用来表达情感的工具。其后，《礼记乐记》又作了阐发：“说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古人甚至夸张地说：“不学诗，无以言。”看来，上古时代人们对写作的功用就是这样认识的。春秋、战国诸子百家都在辛勤地写着，但对写作的本原意义的探求却不多见。倒是西汉司马迁在他的《报任安书》中写了一段肺腑之言：“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这段文字应该是太史公的“夫子自道”。写作就是人们的喜怒哀乐乃至思想情感的载体。

此后的写作者似乎对写作的技巧研究更感兴趣，范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无不如是。只陆机的《文赋》云：“伊兹文之为用，固众理之所因。恢万里而无阂，通亿载而为津。俯贻则於来叶，仰观象乎古人。济文武於将坠，宣风声於不泯。涂无远而不弥，理无微而弗纶。配霑润於云雨，象变化乎鬼神。被金石而德广，流管弦而日新。”对写作的社会功用说得明白。于是有了所谓“文笔”之分，“文笔”之分原起何时众说纷纭，大致是在汉代。所谓“文”，指的文采，有文采的篇章，也就是文章和文学作品。但在我国古代，文学本指儒学或其它学术，文章则可以是礼乐法度或诏书律令，也可以是文学作品。南北朝时“文”和“笔”各有所指，于是大家对一般文章与文学作品之间的差异，才算有较清楚的认识。《昭明文选》提出“文”的标准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力图划分“文”与“笔”的界限。可是除了诗、赋等文学作品外，《昭明文选》也从辞采的角度，大量选入了诏、册、令、教、表、启、弹事、笺、奏记、书、檄、符命、箴、铭、谏、哀、碑文、墓志、行状、祭文等实用文。后来有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对文章，萧绎的《金楼子》对“文笔”作了进一步辨析，当时基本一致的看法是抒写情怀有文采的是“文”，论事说理的实用文章是“笔”，但这种划分，不可能十分严格。唐宋以后，文章的慨念很广泛，文学作品并不独立于文章以外，有些实用文其实并非文学作品，却仍可称为文章。总之，汉代以后那些实用性强的文章只能叫做“笔”，被排斥在“文”的外面。写作的工具性削弱了，其直接结果就是两汉之浮华，六朝之衰靡。韩愈的“文以载道”的提出正是痛感于此。

“文以载道”的口号提出之后，“文”似乎只沦为“载道”的“器”了，这自然会使文采风流自命者为之气结。一方面唐宋八大家——明“前、后七子”的“文必秦汉”——清桐城派的“义理、考据、辞章”形成一道纵贯千年的“文以载道”的主流，另一方面，时有归震川、袁中郎对这一道统的猛烈攻击。“唐宋”、“公安”、“竟陵”各派纷纷揭竿而起，热闹非凡。叶圣陶先生提出的“工具说”可以看作“文以载道”的继承，所以纷争也在延续。

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必须搞清楚，“文以载道”乃至“工具说”真的否定写作的人文性？我认为不是。就说“文以载道”的倡导者韩愈吧，他是写了大量的《原道》、《原毁》之类的“载道”文章，写过《师说》这样的论战文章，《平淮西雅》这样的堂皇文章，但是他也写过《讳辨》这样的充满人文精神的文章，《祭鳄鱼文》、《毛颖传》这样充满情趣，嬉笑怒骂的文章，更有《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这样抒发至情至性的好诗。其他如柳宗元写作了《天对》这样的充满思想性的文章，写作了《捕蛇者说》这样的载道之作，但是让柳宗元获得崇高文学地位的却是他的赋山水以生命的性灵之作“永州八记”。北宋欧阳修的词作几乎有“艳词”之嫌，甚至怀疑是政敌伪作以污之。苏东坡《承天寺夜访张怀民》的恬静，《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的深情，感动了千古性情中人。明“前后七子”因为他们的复古主张而被人诟病，但看看宗臣的《报刘一丈书》那强烈的爱憎，辛辣的讽刺，叫人读罢掩卷不觉血脉怒张，拍案叫绝。综上所说，主张“文以载道”者从来都没有否定写作的人文性，只不过他们强调了写作的社会功用而已。

反观攻击“后七子”最力，斥王世贞为“妄庸钜子”的归有光则有点走极端。不错，归有光的《项脊轩志》、《寒花葬志》是脍炙人口的千古名文，将身边琐事娓娓道来，词真意切，表达了真性情。但世间若只有《项脊轩志》、《寒花葬志》这类写身边琐事的文章恐怕就乏味了，更何况扬清激浊扶正祛邪的社会责任谁来负？归有光用私塾先生的方法治理长兴县，其失败可想而知。不过非关人品，非关学识，只和归先生的认识有关。

历史告诉我们，写作从来就是工具，既是人们表达自己思想认识、政治见解、学术见解乃至社会交际的工具，也是抒写个人性情、爱恨情仇、喜怒哀乐乃至风花雪月的工具，两种功能不可偏废。假如只有前者，写作便变得枯燥乏味，失去感染力，久而久之会变得面目可憎；假如过分强调后者，或顾影自怜，或鼠目寸光，或搔首弄姿，或絮絮叨叨，久而久之便会文风衰靡。前者是不说人话，后者是自说自话，都是要不得的。我认为，写作就是载体，既是思想的载体，又是情感的载体。因此，我把他称之为生命的载体。

让生命在写作中绽放出更美丽的花朵来！

参考书目：

1．《尚书尧典》  2。陆机《文赋》   3。司马迁《报任安书》4。韩愈《昌黎先生文集》

5。柳宗元《柳河东集》 6。欧阳修《欧阳文忠公文集》7。苏轼《苏东坡大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