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莉丝汀·凯瑟琳·露什（美）     胡绍晏  译

  毕业彩排正在进行中——这是学生在校的最后一个星期一下午。奥巴马·巴拉克高中的毕业生齐聚于体育馆内，领取折叠在包装袋里的长袍（很久以前便已预订）、四方帽以及蓝白相间的流苏。那流苏最吸引人——大家都在琢磨应该安到帽子的哪一边，戴在哪一侧。
  不出一星期，他们即将迎来新的未来，一切充满希望。
  然而希望并非毫无限制，因为今天也是红信日。
  我今天穿上了最好的职业休闲裙和一件失宠的上衣，站在讲台上靠近阶梯处，距离出口不远。多年前我就已经发现，应该穿不喜欢的衣服。一天下来，许多孩子都将趴在我身上哭泣，使得外衣沾满口水、化妆水和须后水。
  我的心怦怦直跳。我体型纤瘦，但他们说我是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女人。教练就应该令人望而生畏。尽管我仍在篮球队执教，却不再教体育课，因为管理层认为我更适合当辅导员。二十多年前，我在奥巴马高中的第一个红信日过后，他们便作出了如此判断。
  我是这所学校中唯一真正了解红信日有多可怕的成年人。我认为红信日的存在，本身就很残酷，但由于在学校里，其程度有所缓和。
  红信日本该是个假日，让孩子们在家里与父母一起等待信的到达，当然也有可能等不到。问题是，我们无法事先作准备，不可以提前读信：这是隐私法的限制。
  而关于时间旅行也有严格的规定。一名使节在彩排开始前一刻到达，将信封塞入活页夹内，然后他就消失了——仅此一次。使节携带的是来自未来的实体信件。全都是传统的纸信，150年前人们写的那种，但现在已经很少见了。只有使用特殊纸张的手写实体信才能被送过来。如此这般，签名才可以核对，纸张才有保证，信封也经过验证。
  显然，即使在未来，也没人愿意犯错。
  活页夹上写着名字，以免信件送错对象。信中的内容必须故意写得含糊不清。
  拿到信的孩子我不用管，那是其他人的事，有些专职废话瞎扯的家伙——至少在我看来是如此——也在场。他们收取一点点费用，然后核查信件与签名，试图解读那些刻意含糊其辞的语句，猜测书写者的社会经济地位、健康状况以及情绪。
  就这方面来说，我认为红信日是个骗局，但学校予以支持，因为有辅导员（也就是我）去应付没收到信的孩子。
  我们无法预测谁收不到信，直到某个孩子停下脚步，打开活页夹，震惊万分地抬起头。
  里面要么是一个红信封，要么什么都没有。
  我们甚至没时间查看每个活页夹。
 
  我曾就读于俄亥俄州谢克岭市的仁爱会玛丽修女高中，32年前，在那所学校的礼拜堂里，我经历了自己的红信日。玛丽修女高中是一所小型的男女混合天主教学校，如今虽已关闭，但曾名噪一时。根据民意调查，它是俄亥俄州最好的私校——唯因其保守的政治立场，以及不惜以强行灌输的方式对学生予以训导，才略有争议。
  我从未留意过这种灌输。我的篮球打得非常出色，已经获得拉斯维加斯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俄亥俄州立大学（七叶树队的主场）三所学校的全额奖学金机会。一名职业球探保证说，只要我高中毕业直接参加职业联赛，一定能进入第五轮选秀赛，但我想念书。
  “书可以以后再念，”他对我说，“赚了钱，出了名，随便哪个好学校都会让你进。”
  但我很聪明。我研究过那些一离开高中就去大十联盟注的球员，他们往往会受伤，丢掉合同与金钱，然后再也无法打球。通常，他们只能打一些乱七八糟的杂工，以支付大学教育的费用——假如真去念大学的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甚至连大学都上不了。
  而那些幸存者的收入大部分都给了经理人、代理商以及其他随从人员。我心里很清楚，自己阅历尚浅。我知道自己是个无知的孩子，只不过具备出色的球艺而已。我知道自己很幼稚，很容易轻信他人，教育程度也不高。我也知道，35岁之后的生命还很长，到那时，哪怕是最有天赋的女运动员也会走下坡路。
  关于未来，我想得很多，常常思考35岁之后的生活。我知道，35岁过后的第十五年，未来的我会写来一封信。我相信，未来的自己会告诉我如何选择、如何决断。
  在我看来，归根到底，就是如何选大学还是职业联赛。
  我觉得不会也不可能有其他选择。
  你瞧，只要你乐意、只要你有这个意愿，就能给过去的自己写一封信，它将被送往你高中毕业的前夕。十几岁的学生（理论上）已经算是成年，但仍处于学校的保护之下。
  关于撰写信件的建议是，它应该起到激励作用或者警告从前的自己，避开某个特定的人、特定的事件、特定的选择。
  只能写一项。
  统计结果显示，大多数人都不会发警告，他们喜欢生活中的既成事实。通常，那些动手写信的人都不会有太多改变。只有犯下悲剧性错误的人——一夜酗酒引发不幸的意外，一个错误的决定让好友丢掉性命，一次令人心悸的偷欢导致一生心痛——才会在信中明确指出。
  这种信会导致平行宇宙的出现，生命将沿着完全不同的分岔前进。写信的成年人希望从前的自己接受建议。若是从前的自己果真采纳了建议，就不会变成写信的人。假如这孩子够聪明的话，便会避免那酗酒的一晚，成长为另一个人。这个新的成年人会写一封不同的信给从前的自己，或警告另一种可能性，或以平淡而模糊的行文描述光明的未来。对此，人们展开各式各样的科学研究，讨论各种可能的后果，从而产生了诸多法律与规定。
  所有这一切都指向许多年前，在玛丽修女高中的礼拜堂里，我所经历的震撼一刻。
  那时候，我们的毕业典礼跟奥巴马·巴拉克高中不同。虽然我不记得我们是何时举行典礼的，但肯定是在那一周的晚些时候。
  在玛丽修女高中，我们的红信日是在祈祷中度过的。学生在校的每一天都由弥撒开始。然而红信日那天，毕业生们必须留下举行特殊仪式，以祈求上帝原谅，并接受训导，因为法律要求玛丽修女高中所做的事有违天道。
  玛丽修女高中对红信日充满厌恶。事实上，作为天主教会的附属机构，玛丽修女高中根本就对时间旅行持反对态度。在黑暗时代（即我出生之前数十年），天主教会宣称时间旅行是一种异端，违背了神的意志。
  你知道争论的焦点：虔诚的信徒说，上帝若是希望我们穿越时间，便会赋予我们此种能力。科学家们则说，上帝若是希望我们穿越时间，便会赋予我们理解时间旅行的能力——你瞧！他正是这么做的。
  即使到如今，争论仍可由此展开。
  然而对那些有钱有势、出身名门的人来说，时间旅行已成为生活中的现实。我猜他们不像我们那样害怕搞出平行宇宙。也许富人并不在乎——正如20世纪美国著名作家（尽管读的人不多）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名言，“他们与你我不同。而其余人——与你我无异者——在不到一个世纪之前就意识到，时间旅行是一件充满危险的事，不过既然我们身在美国，便无法剥夺其他人投入时间旅行的机会。”
  最后，让所有人参与时间旅行的呼声越来越强烈。自由派希望政府予以资助，而保守派则认为只有那些有能力支付费用的人才能获得准许。
  接着出现了事故——它并没有从历史书中被抹去，但学校也不会讲（至少我读过的学校是如此），于是联邦政府推出了妥协方案。
  每个人都将获得一次免费时间旅行的机会——并不是说你能回去看耶稣受难或者盖茨堡战役——但人们可以回到自己的过去。
  然而这极有可能引起大规模的变更，因此时间旅行必须严加控制。无论何种法规都无法阻止有人在1776年7月的自由大厅里告诉开国元勋们，他们的举动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因此，妥协方案变得越来越严格（潜台词是，像时间旅行这种强大的能力不能随便授予普通大众），最后演变成了规矩繁多的红信日。你可以在不离开现有生活的前提下，与从前的自己接触。你可以影响过去，给自己树立信心，或者修正某个错误。
  这对天主教会来说，仍然有悖天理，持此种意见的包括南方浸信会、自由教会、困守现世联合会（我最喜欢这一家了，因为他们似乎完全不明白自己的名字有多反讽），等等。法律通过后的许多年中，诸如玛丽修女高中之类的机构试图不予遵从。他们发起抗议与投诉，同时也成为投诉对像。
  最后，尘埃落定，他们仍需遵守法律。
  只不过他们不必表示欢迎。
  于是，当我们这群可怜的毕业生眼巴巴地等待着自己的信件，等待着自己的命运与未来时，他们便来折磨我们。
  记得在祈祷过程中，我感觉像跪了好几个小时。暮春的天气温热潮湿，温度不断升高，因为礼拜堂（这是一座历史性建筑）里不允许安装有违天道的空调。
  玛莎·苏·格罗宁晕了过去，接着是明星四分卫沃伦·艾弗森。整个上午，我几乎都将额头搁在前面的椅背上，胃里阵阵抽搐。
  我一生都在等待这一刻。
  如今，它终于来了。我们按照字母顺序排列，像往常一样，我又落在中间，我讨厌被安排在中间。我长得很高，性情古怪，除了在篮球场上，动作也不太协调，而且没怎么发育——这在高中时很重要。我也还没有变得令人望而生畏。
  那是后来的事。
  不，我只不过是个高大笨拙的女孩，走在那些比我矮的男生后面，尽量试图避免惹人注目。
  我站在过道里，看着朋友们走到讲台跟前。平常圣餐仪式时，我们就跪在前面的那排阶梯上。
  分发活页夹的是布洛萨德神父。他身材很高，但不如我。他趋于发福，脂肪主要集中在腰间。他捏住活页夹的一角，仿佛它们受过诅咒似的，随着我们伸手接过自己的未来，他给予每个人一句祝福。
  我们不该开口说话，但有几个男生喃喃低语，“太好了！”有些女生则把活页夹捂在胸口，仿佛收到的是情书。
  我领到了活页夹，然后紧紧握着——指间是冷冷的塑料。我没在阶梯旁将它打开，因为我知道，那些尚未领取活页夹的学生正注视着我。
  因此，我径直走出大门，来到走廊上，背倚着墙。然后，我打开活页夹。里面空空如也，我凝住了呼吸。
  我回头望向礼拜堂，其余的学生仍在排队领取活页夹。没有红信封落在地毯上，也没有活页夹被扔到一边，什么都没有。我拦住三名学生，询问他们是否见我掉东西，或者捡到我的信。
  这时，玛丽·凯瑟琳修女抓住我的胳膊，拽着我远离阶梯。她的手指捏到我胳膊肘的神经，我感觉一阵疼痛一直延伸到手上。
  “你不该妨碍别人。”她说。
  “但我一定是丢了信。”
  她凝视着我，然后松开我的胳膊。她肥胖的脸上露出满意的神色，然后拍了拍我的脸颊，动作出奇的轻柔。
  “那是你得到了上帝的赐福。”她说。
  我并没感受到上帝的赐福。我正打算这么告诉她，但她示意布洛萨德神父过来。
  “她没有收到信。”玛丽·凯瑟琳修女说。
  “上帝保佑你，孩子。”他热情地说。他之前从未留意过我，但这一回，他把手搭在我肩上，“你得跟我来，讨论一下你的将来。”
  我跟他到了他的办公室。当时不用授课的其他嬷嬷也围聚到他身边。她们告诉我，上帝要我选择自己的道路，他把未来还给了我，这是一种恩赐，他认为我没有罪孽。
  我浑身颤抖。我一直期待着这一天——至少从有记忆的那天起——却得到这样的结果。
  一片空白。
  我想要哭泣，但不是在布洛萨德神父面前。他已经开始谈论这种赐福的含意。我可以加入教会。任何没有收到信的人都能直接进入天主教会的各种学院与大学，其中有些是名校。我若想成为修女，他肯定教会可以接纳。
  “我想打篮球，神父。”我说。
  他点点头，“你可以在这些学校里打。”
  “职业篮球。”我说。
  他看着我的眼神，就好像我是撒旦的子裔。
  “但是，孩子，”他说道，语气中少了几分通融，“你已经得到上帝的指示，他赐予你祝福，希望你为他效力。”
  “我觉得不是这么回事，”我忍着眼泪，语声哽咽，“我想你是搞错了。”
  然后，我飞奔出他的办公室，离开学校。
  母亲让我回去上最后的四天课。她让我毕了业，她说不然我会后悔的。
  这些我还记得，然而那个夏天其余的一切都一片模糊。面对再也无法预知的未来，我感到很悲哀，担心自己作出错误的选择，甚至还真考虑过天主教大学。母亲不断给我打气，让我在选秀赛前作出选择，而我也照她的话做了。
  我去了拉斯维加斯的内华达大学，尽量远离天主教会。
  我拿到全奖，却在第一场比赛中彻底伤了膝盖。我回家过感恩节时，布洛萨德神父说，这是上帝的惩罚。
  上帝宽恕我，其实我相信他的话。
  我既没有转校，也没有成为职业选手。我不与上帝抗争，也不诅咒上帝。我抛弃了他，因为在我看来，他已经抛弃了我。
 
  32年后，我望着这一张张脸。有的泛着红晕，有的惊慌失措，有的泪如雨下，但有的只是一片茫然，仿佛受到巨大的震撼。
  在询问他们活页夹里有什么之前，我让他们先站到自己身边。我从不犯错，即使是像去年那样，没有一个人需要我。
  去年，每个人都收到了信。这种情况大约每隔五年会出现一次。所有学生都拿到了红信，我什么都不必管。今年，我要面对三个学生，并非历届之最。最多的一次有30个，而五年后，原因就清楚了。在一个从来没人听说过的愚蠢的小国，发生了一场愚蠢的小规模战争，我的29个学生在十年内相继死去。29个，剩下那个跟我一样，完全不明白未来的自己为何没有写信。
  每逢红信日，我便会作此番思考。
  我是那种愿意写信的人，一贯都是如此。我相信沟通，哪怕是含糊不清的沟通。我知道打开活页夹，看到那鲜艳的红信封有多重要。
  我绝不会遗弃过去的自己。
  我已经打好信的草稿，两星期后——我50岁生日那天——某个政府职员便会找上门来，约时间监督我写信。除非同意接受监督，不然我连碰都别想碰信纸、信封和那特殊的笔。等我写完之后，政府职员会把信折好，塞入红信封中，并加上标注：俄亥俄州仁爱会玛丽修女高中，32年前。
  我早已计划好了，我知道要说什么。但我仍不明白为何最终没有实现。出了什么问题？是什么阻碍了我？我是否已身处平行宇宙而不自知？
  当然，我永远无法找出答案，但我将这些思绪抛到一边。我没收到信，然而这说明不了什么，也许我受到上帝的赐福，也许我活不到50岁。
  这是个诡计，是法律的花招，使得我这样的人不能回到闪光的历史时刻，甚至无法重历自身生命中的亮点。
  我继续观察着那一张张脸，直至苦涩的最后关头。但我只需帮助这三个人，两个男生，一个女生。
  卡拉·尼尔森身材高挑纤瘦，淡金色头发，喜欢越野跑，无论我怎样恳求她加入球队，她都不愿接近篮球。我们需要身高，也需要强健的体格，她两者兼备，但她告诉我说，自己不适合团队配合，她只想独自跑步，她讨厌依赖别人。我没法责怪她，但她棱角分明的脸上满是挫败，我可以看出她对未来的自己很依赖。她曾相信，她不会让自己失望，永远不会。
  多年来，我见识过其他辅导员的陈词滥调。我敢肯定，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也许未来的你认为你现在的方向很正确。我肯定你没事的。
  第一次看到高中的孩子经历此种仪式时，我心中充满苦涩。我一言不发，这或许是个明智的决定，因为我脑中已暗地里把同事的话扭曲成可怕的负面含义。有问题，我们都知道有问题，未来的你厌恶你，要不就是你死了。
  在生命的不同阶段，这些情况我都有考虑过。波折的大学生涯，教育学学位，一次婚姻，两个孩子，然后是离婚，如今又有了刚出生的孙儿。在此期间，我什么都想过。
  年轻而满怀希望的我曾设想在35岁时从职业赛场退役，而实际上，到了35岁，我不再当体育老师，成了一名全职的辅导员。虽说是全职辅导员，但偶尔也当教练。
  我告诉自己，我不介意。
  我甚至琢磨：若是有机会在大十联盟打球，我会怎样写？坚持到底？这似乎是红信封中最常见的话。或许还要长一点，但归根到底就是这几个字。
  坚持到底。（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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