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的版本不复杂：1941年连载于香港《大公报》文艺副刊的初刊本、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文生版、收入1951年开明出版社《曹禺选集》的开明版，以及收入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曹禺剧本选》的版本，此版可称1954人文版，以区别于以后人文社的其它版本。这几版是《北京人》出版史上最重要的版本，尤其是文生版和1954人文版，此后的其它版本基本都衍生于这两个版本。

1954人文版《北京人》的结尾处，曹禺增添了写作时间：1940年。“1940年春天，小城江安所发生的一切都在孕育着一个生命的胚胎，他的名字就是《北京人》”，万方在《你和我》一书中如是说。写作《北京人》时，曹禺在迁至四川江安的国立南京戏剧专科学校任教。至于“小城江安所发生的一切”，万方指的是曹禺和方瑞的恋爱。因为在这句话的前面，万方还引用了曹禺写给巴金的信，在信中，曹禺确实提到了他和方瑞的爱情，也说到“我想或者有一天写出一点略微成形的东西”。

也不仅是作为女儿的万方如此看待曹禺方瑞的恋爱与《北京人》的联系。1940年夏，方瑞到江安，并与曹禺相识相恋，钱理群先生将其称之为曹禺写作《北京人》的“契机”，并说“从夏日相识，到深秋写出《北京人》，曹禺的爱情生命和戏剧生命同时萌生、发展与成熟”。（钱理群《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

曹禺自己的说法是：“愫芳是《北京人》的主要人物。我是用了全副力量，也可以说是用我的心灵塑造成的。我是根据我死去的爱人方瑞来写愫芳的”。（田本相、刘一军编《苦闷的灵魂——曹禺访谈录》）。方瑞，其实也不仅是愫芳的原型。在为曹禺抄写《北京人》文稿时，方瑞还做了一些改动。写给方瑞的信中，曹禺说：“我高兴，你所改正的地方都在台上得着证明是好的”。

当然，曹禺和方瑞的恋爱只是他写作《北京人》的“契机”之一。《北京人》写作于《蜕变》之后，对于后者，曹禺说“写得不深，不叫人思索，不叫人想到戏中描写以外的问题”（曹禺《我的生活和创作道路》）。在回顾自己的创作时，曹禺这样说完《蜕变》再谈《北京人》，不仅在说《北京人》是“叫人想到戏中描写以外的问题”的戏，也可以说，反思《蜕变》的问题乃是写作《北京人》的另一“契机”。

至于《北京人》的写作时间，曹禺在剧专的学生方琯德有一段生动的回忆：“大概是1940年的深秋，在四川江安靠近古旧城墙边上的一幢房子里，曹禺同志写作了《北京人》……他把《北京人》剧本，写好一段读一段给我们听。我记得江安的夜晚没有电灯，桌上点着一盏煤油灯，铺满了稿纸，窗外是梧桐秋雨……”（方琯德《看<北京人>忆旧感新》）。

曹禺回忆《北京人》的写作，说：“那时候搞东西很多，也很快，《蜕变》一个月，《北京人》40天就写完了”。（田本相、刘一军编《苦闷的灵魂——曹禺访谈录》）。但很快写完的《北京人》却没有立即发表，直到半年以后，1941年5月才开始连载于香港《大公报》的副刊《文艺》和《学生界》，自5月22日至11月1日结束，共计连载103次。而且，曹禺也并不是将写完的剧作一次性寄给《大公报》，因为连载时有中断，报纸上会登出“续稿未到，暂停登载”的启示。

《北京人》在香港《大公报》连载结束的当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即出版了一个土纸本的单行本，为《曹禺戏剧集》之四。收入《曹禺戏剧集》的剧作通常以枝叶图案为封面，但土纸本不同，只在白色封面上用红色手写体印了一个剧名。《大公报》连载的初刊本《北京人》校勘不精，错讹颇多。1941年11月版的文生版《北京人》比初刊本稍好，但同样粗糙。

次月，即12月，文化生活出版社重排《北京人》：两种装帧方式，一种收入《文学丛刊》，为第七集；另一种收入《曹禺戏剧集》，为第四种。两种《北京人》除封面不同之外，纸型一致。

《文学丛刊》第七集的《北京人》只印一版，1942年以后，未再印行。《曹禺戏剧》之四的《北京人》则是每年一版，直到1950年，共计印行10版。每版的版权页上皆注明：“1941年12月初版”，不曾提及1941年11月的“初版”。从初版到第十版，文生版《北京人》纸型一致。

在写给方瑞的信中，曹禺也曾谈及《北京人》的校对：“我这两天又不能走，一则《北京人》的校对（最后的）我要看一两遍，因为以后改不了。我看了印刷局的情形，我们在屋里说改就改，事实上给办事的人太大的困难了。我想以后要少改，但这一次叫他们少出错误，免得日后麻烦”。虽然，剧作乃曹禺自己校对，希望“少出错误”，1941年12月文生版《北京人》也确实比11月版的土纸本好了许多，但错误依然不少。曹禺说“以后要少改”，实际上，印了10版的《北京人》从未改过，更不用说修订。贾植芳和俞元桂两位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中，说文生版《北京人》1947年3月第七版为“修订重排版”，不知何据。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组织“新文学选集编辑委员会”，丛书由开明书店出版。1951年8月，《曹禺选集》列入丛书第二辑，收入《雷雨》《日出》《北京人》，曹禺对三种剧作均作了大量修改。曹禺晚年谈及这个选集时，说当年周扬写的《论<雷雨>和<日出>》“是很有分量的……建国初期，周扬的话，我佩服得不得了。我修改《雷雨》和《日出》，就是开明书店出版的那本剧作选，我基本上是按照周扬写的那篇文章改的”。（田本相、刘一军编《苦闷的灵魂——曹禺访谈录》）虽然并未谈及《北京人》，但开明版《北京人》的修改亦可作如是观。

除了大量细节的修改，开明版《北京人》还删去了剧中一个人物——“北京人”。可以说，在《北京人》的出版史上，开明版之前的《北京人》是有“北京人”的《北京人》，开明版《北京人》之后是没有“北京人”的《北京人》。开明版《曹禺选集》1951年8月初版，1952年1月再版，共计印行一万册，应该说数量不能算多。该版虽为研究者看重，但在传播史与演出史上，影响不能算大。

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曹禺剧本选》，同样收入开明版选集所收的三种戏剧，该版也可看做开明版的再修订。在《前言》中，曹禺说：“不过这一次，除了一些文字的整理之外，没有什么大的改动。现在看来，还是保持原来的面貌好一些”。单就《北京人》而言，“没有什么大的改动”，指的不是开明版，而是文生版，即不是没有改动开明版，而是尽量恢复和保持了文生版《北京人》“原来的面貌”。没有恢复的，是被删掉的“北京人”。

1961年5月，人文社将《曹禺剧本选》改名为《曹禺选集》出版。《出版说明》中说：“这次作者又对《雷雨》《日出》二剧，作了许多重要修改”，并未谈及《北京人》。确实这版的《北京人》并未修改。1978年，人文社重印《曹禺选集》，曹禺也为之写了《后记》，但《北京人》依然是没有修改的重印。

《北京人》的出版史上，1954年人文版的影响不小，其影响一直延续到可称最终修订版的川版。1984年12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人》，收入《曹禺戏剧集》的，该版也是1949年之后首次出版的《北京人》单行本。该版恢复了各种选集本删掉的剧前的唐诗：“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但川版的底本依然是1954人文版，基本没有修改，只是将人物年龄稍作变动：曾皓由诸版本的六十三岁改为“六十四、五岁，”小柱儿由原来的十五岁改为“十三、四岁”。

1994年，人文社将《北京人》收入《中国现代名剧丛书》单独印行，底本为文生版，校正了文生版的一些明显错字，但亦出现了新的错字。

1996年7月，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七卷本《曹禺全集》，第二卷收入《北京人》，据编者注，底本为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1941年12月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