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苇述《中国故事》是“乐府故事”丛书中的第一种。这里的“乐府”不是汉代的民歌，而是当今几个有志于出版的读书人。“乐府”本是民间歌谣，以此为名，我猜意义有二：一是说自己的身份乃民间读书人；二是对民间文化传统的倾心。有这样的追求，出版民间的东西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乐府故事”都是民间故事或者说民间故事中的童话，中西兼收，有新有旧。中西不用解释，是个文化视野的问题。俄罗斯、北欧、印第安等域外民间童话，都让人期待；民间故事当然都是旧故事，我说的有新有旧，指的是选题中既有过去出版过的旧著，又有今人新作入选。而过去出版过的旧著，有重版，有重述。选题与设计的用心，都可见读书人做事应有的文化理想的闪光。有人看了这样一份书目，也可能会想想，在这样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该如何面对人类曾有的讲故事的传统，以及如何讲述传统里的旧故事。

一苇的笔名应该来自一苇渡江的故事，故事里的达摩用一片苇叶渡江传法，一苇的苇叶是故事：做母亲，她给孩子讲故事；做老师，她给孩子们讲故事。现在，自己忙着搓手机，把孩子丢一边的母亲不难见，用手机视频哄孩子的母亲也不难见，给孩子们讲民间故事的母亲应该不多见了——讲故事和那些古老的故事一样， 都在失传。在教室给孩子们讲故事，也更像中国教育中一个小小的裂缝，让孩子们透透气，开心地笑一回，也让教育闪烁一点它应该有的光。给孩子讲故事有那么重要吗？如果有人这样问，可以听听大诗人席勒说过的话：“更深的意义不在生活所教育的真实，而在我童年所听的童话”。这些过去的故事太老了，应该过时了吧，如果有人有这样的怀疑，可以想想堪称童话圣经的《格林童话》——格林兄弟整理这些民间童话已是两百年前的事了，而故事的产生更在两百年前的之前。格林兄弟中的弟弟威廉这样说过去的故事和现在的关系：“可怜的同胞沿途踟蹰，一步步被拖向死亡时，我们这样做不仅仅是从过去寻求安慰，而且志在通过过去来复兴现在”。大诗人叶芝有本名著叫The Celtic Twilight，中文多译成《凯尔特的薄暮》，但显然这个译名不太符合诗人的原意，因为Twilight既是黄昏暗淡下去的光，也同样是清晨逐渐亮起来的曙光。凯尔特地区的传说，连同拥有传说的一种生活都在日渐黄昏，衰落下去，但叶芝不仅为它们唱着哀伤的挽歌，他也在招魂，期待唤醒那些神奇诗意的传说，给今天的生活带来幸福的曙光。

但凡做事，有个理想范本的引导才好。重述民间故事的人，大多会想起格林兄弟吧。卡尔维诺编写《意大利童话》之前，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究竟该选什么样的文本呢？”第二个是“存在一个‘意大利的格林’吗？”一苇立志要讲述中国故事时，想的也是“学学格林兄弟那样子，整理一部真正好的中国民间故事”。而理想范本只是引导，不能复制，复制品只能得起其形，失去的是理想的光。所以，卡尔维诺终究不是意大利的格林，一苇也不会是中国的格林，《意大利童话》闪耀着另一种光辉，《中国故事》也只能是中国故事。

说到这里，我倒愿意说说三本故事集的第一个故事，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第一个故事都像个引子，像是给整部故事集定了个基调。就像《诗经》第一首《关雎》引导人们走进中国人伊甸园时代的爱情；《论语》第一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以此开篇，你就要好好听听，作为老师的孔子如何不断地讲述学习之道了。《格林童话》的第一个故事是《青蛙王子》，第一句是：“在愿望还可以成为现实的古代”。那么，接下去也就不会有悲伤的结尾，童话似乎就应该有个圆满快乐的收场：王子和公主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意大利童话》第一篇叫《无畏的小乔万尼》，多好的题目，给孩子们讲一个勇敢的故事，勇敢会带来幸福快乐：“无畏的小乔万尼有了那些金币成了富人，他快乐地住在那幢楼里”。如果故事到此结束，那么这是一个标准的“格林童话式结尾”，但卡尔维诺 “画蛇添足”，来了一句意想不到的“直到有一天，他转身时，看见自己的影子，吓死了”。这个莫名其妙的结尾改写了格林童话，标志了卡尔维诺童话的诞生。它因此失去了很多孩子读者，但也收获了走出格林童话也走出童年的人，在阅读和倾听中，期待着那个神奇的“蛇足”。

一苇的《中国故事》没有那么多王子和公主，多的是乡村土地上的男男女女，森林里的魔法不多，人间烟火气不少。开篇也即是一个典型的兄弟分家故事，这样的故事在中国委实不少：弟弟永远是被大哥欺负的人，弟弟分到牛，是《牛郎织女》；弟弟分到狗，是《狗耕田》；弟弟分到茅屋瘦田，是一苇要讲的第一个故事：《卖香屁》。我相信会有无数中国小屁孩被这个屁的故事吸引住，臭屁在生活中，香屁在故事里。有人能放香屁，还到集市上吆喝着卖，老太太买，县官也买，香屁熏香屋子熏香衣服。每次讲到主人公撅起屁股，“嘭——”一声放香屁时，一定会有孩子们大笑起来吧。这是典型的中国民间幽默、智慧和趣味，它在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精英文化传统之外，是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民间欢乐。忧与乐共存，才是一个平衡的文化系统，才会有人的正常生活。听这样的故事，不用寻找微言大义，为一个故事而大笑不止，已经足够。

屎尿屁的故事，一苇喜欢，讲了不少，我喜欢，就像我喜欢谢立文的麦兜，也同样喜欢他的《屎捞人》。而且，我相信孩子们也会喜欢，听着会笑出声来：姜子牙顶着一头狗屎去钓鱼、小鸡崽一边走一边哭，眼泪滴滴答答，滴滴答答落在路边一坨牛屎上……这是恶趣味吗？民间文学进入中国文化人的视野是在1918年，北大一群秀才们成立歌谣研究会，发行《歌谣周刊》，而研究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征集涉及性与屎尿屁的“猥亵”歌谣和故事。1924年周作人还亲自出马，整理《徐文长的故事》，这个现在已被列入国家非遗的聪明人故事，同样包含太多屎尿屁。在整理后的《说明》中，周作人讲，肯定会有道学家教育家以为这些故事太粗俗，不雅，但老百姓的“粗俗不雅至少还是壮健的，与早熟或早衰的那种病的佻荡不同”——时间又过去九十年，但愿这样病态的道学家和教育家的子孙们都已健康起来，愿意听着这样的故事开怀大笑。

当然，一部《中国故事》也不仅屎尿屁之类，一苇“述”的故事类型不能算少。不用改写、采录、整理、编写，而说“述”民间故事，是“乐府文化”一个小小的发明，倒也合适，因为“述”也正说出了面对民间故事的两种不同态度：“述而不作”和“述而作”。两者做法不同，目的不同，但并无高下。这也正对应《歌谣周刊·发刊词》所说的搜集民间文学的两种目的：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述而不作”为学术，不追求阅读效果，“忠实”采录，存真以研究“国民心声”；“述而作”为流布，追求文艺效果，也正如卡尔维诺“述”意大利童话时坚持的原则：“若要故事好听，就得加以润色”。一苇的《中国故事》属后者，是“述而作”，选择一个故事的不同版本，融合并“润色”，有学术态度，更有文艺追求，希望“故事好听”。至于结果是否好听，那要留待诸位看官自己判断了。但我还想在读者下结论之前说一句鲁迅的话：“如果苛求一本书完美，这世上恐怕没有一本书值得阅读”。一苇为唤醒中国故事做所的努力与尝试，应该至少会为她赢得四种读者：喜欢故事的孩子、小时候听过故事并且怀旧的成人、想给孩子们讲故事的年轻父亲或者母亲，以及“民族灵魂”的思考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