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师佛唐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编号X2335，尺幅21X82cm，绘于棉布之上
    此药师佛唐卡反映出强烈的地方色彩：胁侍图像在整个画面中所占的比例比纯粹的西藏唐卡胁侍图像所占的比例要大得多。作品采用了藏传佛教绘画的对称性构图原则，除了倒数第2行画面左侧的第4位僧人像外，几乎完全对称地进行描绘。唐卡中药师佛的胁侍随从有31位，比下图（编号X2332）的39位少8位。药师佛的身色为蓝色，穿金色镶边的朱砂红色袈裟，结跏趺座，右手下垂作施与印，红色掌心有诃子，左手持盛药草之黑bo置于双脚汇合处；此外还绘有发髻、短黑卷曲的头发和眉间白毫等佛之身相。莲座背龛有立于大象之上的背靠山羊和印度波罗样式珠宝嵌饰的宫殿，背光处卷草纹饰底色改为红色从而与蓝色的药师佛身色形成对比色。引入注意的是药师佛的胁侍菩萨的位置：主尊右侧围月光菩萨，左侧是日光菩萨。据说2为菩萨一位在夜晚体恤凡夫俗子，一位在白天关注众生有情，2位菩萨与药师佛合称药师三尊。以绘画形式表现2位菩萨时，日光菩萨的准确身色是橙色或粉红色，月光菩萨为白色。两位菩萨所作的手印很不确定，经常是2为菩萨对称的无畏印和施与印。此幅唐卡中右侧为白色的月光菩萨，左手所作手印似为转轮印，右手持红瓣月莲花茎；左侧为粉红色的日光菩萨，右手所作手印与月光菩萨左手手印相同，左手持白瓣日莲花茎。然而，2位菩萨前方所绘的台几、经书和佛塔的位置没有换掉，日光菩萨上方的经书在此幅作品中与月光菩萨相对，月光菩萨上方的佛塔在此幅作品中与日光菩萨相对。西藏绘画的左右阴阳观念为阳右阴左，2位菩萨的位置调换，估计是画工疏忽所致。

    顶上一排是七位药师佛的化身，皆穿红色袈裟，结跏趺座，每位化身佛有不同的手印，有焰肩、白色的头光和石绿色绘有卷草纹的身光。唐卡下方第一排的神灵，画面右侧第2位粉红色身，持蛇的神灵，可以确认为红色身相的西方广目天王；画面左侧第2位身色白色，持琵琶的神灵可以确定为白色身相的东方持国天王；左侧第1位蓝色神灵，持矛旗，可能是多闻天王；右侧第1位神灵，持物不甚清楚，可能是增长天王；画面右侧第3位是白色身形的四面梵天；与之对应的左侧第3位红色身相的神灵可能是因陀罗。此行中其他3位是八大菩萨中的3位，但为什么如此描绘而不绘出全部的八大菩萨，原因不得而知。这幅唐卡中最显得突兀的是画面左侧第4位的僧人像，他的出现打乱了整个唐卡精心架构的对称性，而且僧人图像的描绘方式不似喇嘛装，更像是普通比丘，与下幅唐卡（编号X2332）倒数第3行的2位比丘应有某种关系，或许是佛教医学初传时期的贤哲或上师，因为黑水城的出土的所有药师佛唐卡中都绘有此比丘像。最下面的一排为十二药叉，几位药叉的图像与持物已不可辨识。

                     药师佛唐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编号X2332，尺幅111X82cm,绢本
    编号X2332的药师佛唐卡完全是按照传统造像学仪轨描绘的：药师佛身穿艳丽的朱砂红色袈裟，袈裟由饰有金色花纹图案的褐色边框分割成不同规格的方块，在红地方块之内用精致的金线勾勒出佛教的象征物八吉祥徽和位于宇宙中心须弥山之上的宫殿纹样，根据早期印度佛教僧团的戒律，僧衣使用旧布碎片制成。这些方块就是象征佛之百衲衣。主尊药师佛结跏趺座，右手作施与印，但我们没有看到其手中所持的带果实的诃子枝，画面手指处的黄色果实为诃子，这与后期藏传佛教造像的药师佛形象有所区别。左手置于跏趺座双腿汇合处，持黑药钵。主尊与胁侍菩萨之间的背向狮羊没有出现，佛龛背光处的石绿卷草纹饰改为金色，药师佛的胁侍随从有39人，采用八佛一体的样式，画面的最上一行绘有七佛，这是药师佛造像中七佛通常所在的位置。作为主尊的药师佛，虽然占据了主尊的位置，但其身色并没有按造像仪轨在其呈佛相时变为佛陀的金色。只是以完全红色的绘有金色团的袈裟来表示位置的变化和佛尊的金色。主尊药师佛的右侧胁侍是日光菩萨（Suryaprabha），左侧胁侍是月光菩萨（Chandraprabha）。这2位胁侍菩萨完全是根据造像仪轨的要求，即药师佛的胁侍菩萨必须是日光和月光ps，此种安排方式在所有黑水城唐卡中是唯一的例子。其他的作品，佛或上师的胁侍ps的安排有极大的随意性。对2为xsps的确认，我们可以从其身色、持物和汉地传统图案的象征寓意来分析。日光ps身色为红色，月光ps身色为白色；持物，日光ps右手持红莲，莲上有汉地传统图案的日轮，内绘月桂树和在钵内准备长生不老药的玉兔，与汉地药师佛崇拜的寓意互相吻合。西夏人对此极为喜好，西夏时期的作品多见三足乌鸡。这一母题在进入元代后依然保留在元代的藏传风格作品中。例如1306年开始由管主巴住持刊印的《碛砂藏》中的版画，其中就有玉兔和三足金乌。大都会馆藏的一幅元代缂丝唐卡画面束腰部位有着刻意画的三足金乌和玉兔。日光菩萨上方绘有台几，上置梵箧经书和一对拂尘；月光菩萨上方绘有噶当觉顿式佛塔一座，塔顶红色，塔颈金色，塔身白色，从塔门可见三宝，塔基为深褐色。此种佛塔样式与安西东千佛洞第5窟东壁所绘噶当觉顿式佛塔样式基本一致，与同是黑水城作品的《金刚座佛与五佛塔》中的样式以及敦煌第465窟前室西壁所绘佛塔样式显然不同。主尊和xsps2侧竖格排列的是八大ps，每侧有4位。画面左侧上部的3位菩萨的图像磨损颜料剥落，以致于无法辨认，所有论述此画的文献都没有确认八大ps的身份。画面2侧八大ps的下方绘有2位比丘，身穿褐色百衲衣袈裟，袈裟的颜色与主尊袈裟的线边色相同。比丘下方是2位世间护法神画面左侧的四面梵王，右侧为因陀罗。他们之间的一排，中央的四位神灵是四大天王，画面自右至左分别是白色的东方持国天王，抱琵琶；蓝色的南方增长天王，持剑；红色的西方广目天王，持蛇；绿色的北方多闻天王，持旗和吐宝兽。此排其余的四位和下面一排的八位共12幅图像，是药师佛统辖的十二夜叉。这些夜叉像在藏传佛教后期的药师佛图像中逐渐不存，藏文文献没有提到12夜叉，只见于梵文、汉文和日文文献。令人诧异的是，黑水城这幅唐卡出现的12夜叉都保留了早期印度神灵的造像特征，是我们现在见到的最早的也是最完整的12夜叉造像，与汉文经典《药师观行仪轨》所记12夜叉以12属相动物为头冠或坐骑的造像不同，与《大正藏》收录的3种12药叉图像也没有可比之处。这些不见于同时期西藏唐卡、纯粹印度风格的图像的出现表明不会是入元以后的作品。
 

    药师佛

    西夏流行药师佛是在早期和中期，在敦煌莫高窟，西夏的药师佛多绘于正龛外2侧壁，有的也绘于甬道内2侧壁，一般以单尊出现，并无眷属，均半侧面向主尊，左右对称。唐宋时有这种题材出现，但偶有绘制，并不流行。西夏时大量绘制药师佛反映了西夏人对药师佛的尊崇。黑水城出土的汉文和西夏文佛经中存有不少的有关药师佛的发愿文。藏传绘画的药师佛在西夏晚期出现，丰富了西夏药师佛的表现手法。

    药师佛也是在藏传佛教，尤其是在藏区民间受到广泛尊崇的佛像之一，西藏最大的传统画派的创建者勉拉顿珠加措的名号“勉拉”，即为药师佛的藏文名称。在藏传佛教造像中，药师佛可以表现为佛，也可以表现为菩萨。作为佛表现时，药师佛具有眉间白毫，肉髻和短而卷曲的头发，身穿袈裟，结跏趺座。左手作禅定印，持钵倚于双腿交叠之处；右手做慈悲印，持一产于印度和其他热带地方的药用植物诃子带果实的纸条或仅持果实。诃子像柠檬，共有5个棱面。药师佛作禅定印的左手持钵，在这种身形时，药草诃子往往持于作慈悲印的右手之中。作为菩萨表现时，药师佛戴五叶冠和其他菩萨都有的装饰，藏传的菩萨装药师佛经常以绘画的形式表现；在内地，药师佛的菩萨身相多用金铜佛的形式表现，穿菩萨装，装饰如同佛，只佩很少的装饰，象征物和手印与药师佛自己的佛相身相同，如果以绘画形式表现，身色为蓝色。在8世纪初，出现了七位药师如来的造像形式，这种形式在吐蕃极为流行。药师七佛形式在汉地也逐渐为人熟知。梵文经典和汉文仪轨对药师七佛身相有所记载，如《七如来本愿行状座次》和《药师如来念诵仪轨》。七位药师佛的化身经常被描绘在主尊药师佛的上方，红色或金色的身色，并作不同的手印。在藏传佛教绘画中，都被描绘成金刚座的坐像，有时候在绘画中仅以代表这些化身的梵文字母表示七佛，七佛所在的方位皆为东方。据说七位药师如来生出七种药草并统辖七界。在绘画形式表现的七佛中，七药师佛通常和释迦牟尼佛一起描绘，后者看起来像是七佛的主尊；但中央的图像可能是作施与印（varada mudra）的右手持诃子枝药师佛，此时的药师佛身色不是蓝色而是采用释迦牟尼佛的金色。如吐蕃时期敦煌绢画《药师净土图》所绘主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