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势至菩萨

                     阿弥陀佛净土变卷轴（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编号X2419）

    在西夏黑水城出土的所有绘画作品中，以描绘阿弥陀佛净土变和行者往生的作品最多，但大部分作品都是汉地风格绘画的作品，就是藏传风格的阿弥陀佛像，仍然带有极强的汉风，成为西夏绘画中融合汉藏不同艺术风格的最好例证。此幅阿弥陀佛净土变卷轴是基于汉地风格的西夏绘画，以西方三圣为中心，主尊背光中有九品接引内容，但画面上方所绘药师佛及其眷属完全是藏式的，画面下方左右两角绘有僧人像，左侧袒右肩为西藏僧人，右侧著黄色披风者从披风及袈裟样式判断为汉僧像，正好与此画的2种风格相呼应。

              阿弥陀佛净土唐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编号X2349）画面尺幅为76X43CM，画布为棉布

    此幅唐卡《阿弥陀佛净土》实际上是和上一幅带有汉地风格的阿弥陀佛净土卷轴画是同一时期融合汉藏两种风格的作品。介幅除了没有上图的药师佛外，构图方式与之大体相同，主尊阿弥陀佛绘为黄色身形（应为红色，常以深黄色或澄色代替），结跏趺座，双手作禅定印，著红色袈裟，袈裟衣纹用金色勾线。白色头光，整个造像透露出很强的黑水城佛陀特征，头部所占比例较大，躯干四肢较短。两侧龛室拱顶使用极不常见的鲜黄色，成为突出于画面的最亮点。立于拱顶之上的金鹅旋上的尾羽成为头光外圈的装饰。佛像背龛底色为石绿色，以深色勾勒卷草纹。值得注意的是背龛2侧背向山羊位置的饰带或帷幔的系著方式与黑水城出土的其他作品以及11至12世纪的西藏唐卡明显不同，前者是将帷幔搭在由背龛伸出的双头金扣之上，后者的饰带或帷幔以蝴蝶结系著于背龛，不见双头扣。莲座仍然是西藏风格的双瓣对卷五色莲花，但背光的样式已经融和了上幅的某些因素，在象征此佛身色的红色背光外圈有平行条纹状黄色背光，其上绘有九幅小的阿弥陀佛像，这些图像实际上是上幅相同位置描绘额阿弥陀佛净土道接应往生正行者的变化形式。介幅唐卡黄色背光中的九幅阿弥陀佛造像象征此佛接应九品往生，其手印应互不相同，但此处所有的佛像手印似乎全部相同。主尊2侧的胁侍菩萨是大势至和观世音菩萨。右侧的大势至菩萨为黄色身形，双手结来迎印（即右手结与愿印，左手结安慰印）【大势至通常作合十印】，左侧为白色观音菩萨，所作手印与大势至菩萨相同，但画面左边残去。值得注意的是，藏传佛教阿弥陀佛又称无量光佛，为禅定五佛中的第四佛，藏文有时也写作vod dpag med,双手结禅定印，藏传密教中阿弥陀佛没有明妃眷属的著冠身相称为无量寿佛（Amitayus,藏文称作 tshe dpag med）。早期的西藏绘画表现阿弥陀佛时，往往描绘其著冠的无量寿佛身相，大势至菩萨在尼泊尔和西藏的绘画与金铜像中也很少表现，但在汉地佛教艺术中大势至菩萨却非常流行，常常作为右侧胁侍菩萨与阿弥陀佛（中央主尊）和观世音菩萨（左侧胁侍）一起构成三尊。黑水城出土的唐卡出现很多描绘阿弥陀佛净土变的题材，除了当时的社会政治因素外，说明西夏人已经开始用引进的艺术形式表现自己熟悉的题材。这幅唐卡的上方釉蓝色的背景上绘有传统的中原乐器锣、笛子和琵琶。由于阿弥陀佛属水，季节为夏，所以唐卡的下方是一长方形的莲花池，三朵蓝色的莲花上是赤裸身体、跪着的三个男孩。三朵白色莲花上应该也是男婴，因为阿弥陀佛的净土不接收妇女，妇女要靠自己积累的善业功德托生为男身。大势至菩萨莲座下方所绘为双头迦陵频伽鸟，即藏文所称共命鸟，其双头造像引人注目，是多见于中亚佛教造像的母题之一（双头鸟造像在西藏最早见于佛教传入西藏之前的吐蕃时期）。

                      阿弥陀佛（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编号X2343），绢本，尺幅26.5X17cm

    阿弥陀佛，黄色身形，跏趺坐于莲花座上，双手结禅定印，手掌和脚掌都施有红色，脚掌有法论标记。主尊身穿红色袈裟，袈裟的衣纹用具有中国画笔法的深色线勾勒，袈裟底边有褐色镶边。佛像发髻的颜色已脱落，眉毛、眼角、唇线的深色魔线似乎都是后人的补笔而非原绘。头光的原色从残存颜料判断可能是浅绿色，头光2侧，龛室拱顶的两只鹅背向相向，鹅的尾羽婉涡卷转向上，成为头光2侧的装饰样式，龛室边缘有黄色边框，但龛室2侧没有这类龛室典型的背向山羊和大象，代之已挂在2侧的白色饰巾。莲花座是涡轮形的对瓣莲花，莲瓣为黄红绿三色相间，莲花座分为3层，从莲花瓣下边饰有一块石绿色涡轮花边的红毯，上面有墨线勾勒的花卉，显然是后人所为。2侧有石绿色的狮面，象征四无畏，莲座本身象征佛教学说中的厌离心。整尊佛像处于一红色龛形大背光之中，它和主尊袈裟的颜色一起构成画面的红色主调，并于唐卡中大面积的冷色石绿色形成对比，造成视觉上的二维空间感。这幅唐卡虽然技法粗拙，但仍然反映黑水城造像的特点，很可能是不懂藏传佛教绘画的西夏画工的临摹习作，是13世纪初叶的作品。

                   阿弥陀佛，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编号X2345，画面尺幅62X46cm，丝绢唐卡

    绘于丝上，属于丝质唐卡，虽然画得比较简约粗拙，但它创作的年代似乎略早于编号X2349的作品。唐卡背龛和背光样式的大规模改变表明西夏人用借鉴的艺术形式自己创作的具有西夏艺术特征的唐卡。作品主尊为黄色身形的阿弥陀佛，具有黑水城佛陀的造型特征。结跏趺座，双手作禅定印，身穿红色袈裟，袈裟衣纹用深色单线勾勒。头光原色不详，背龛底色为石绿色，与11至13世纪西藏传统唐卡和黑水城早期作品相比，此作的背光样式有很大的创新，背龛与拱顶装饰之间安排了较宽的放射状五彩条纹背光，从而将波罗样式宫室推开，原属于头光2边的金鹅（迦陵频伽）及其旋上的尾羽成了内圈背光和头光的共同装饰，但饰巾和帷幔仍是早期样式，外圈是象征阿弥陀佛的红色大背光。整幅作品用阿弥陀佛三尊构图，画面下方的莲花主茎支撑主尊莲座，2侧平伸的侧枝分别托住2位胁侍菩萨的莲座，两位胁侍菩萨的描绘完全对称一致，双手作安慰印，身躯的扭转颇得波罗真传，只是双腿的姿势不合规范，变形严重。唐卡背光上方的莨苕叶、空白处所填天蓝色和细碎的红蕊黄花体现了某种江南的审美趣味，强化了丝绸的质地特点。此外，丝质画布所施辅助涂料较少，画面晕化渗透不明显，致使一些矿物颜料浮现于画布之上而异常突出，如黄色。
               阿弥陀佛，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编号X2359，唐卡残片，画幅为12X11cm,画布为棉布
    介是幅唐卡残片，但色彩保存得很好。阿弥陀佛一身红色，双手结禅定印，穿镶有金边的红色袈裟，坐于单瓣五彩莲花座上，人物形态刻画与黑水城佛陀似乎略有区别，五官所占比例稍大。头光为白色，背龛拱顶2侧的金翅鸟或鹅没有出现，旋上的尾羽简化为金色的涡轮纹边框，内填红色。背龛底色比通常的石绿色浅一些，近草绿色，所绘纹饰不是典型的卷草纹，而是近乎圆形的涡轮纹。佛龛背后的深蓝色象征岩窟，造成画面的纵深感。此幅作品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佛龛周围图案化的岩山描绘，长而尖的岩山用各种不同的颜色描绘，并排相叠构成一条分割画面构图的横线，成为藏传绘画自11至12世纪并传至13世纪的一种极为常见的风景母题。黑水城缂丝绿度母像、宏佛塔所出《上师像》、敦煌第462窟说法图影塑都具有岩山。此外，布达拉宫藏缂丝贡唐喇嘛画像，现藏于私人手中的达隆唐巴扎西像以及11世纪末后藏芒囊寺的壁画都出现了这种岩山图案。1984年，巴勒在其著作《西藏绘画》中介是纽瓦克博物馆（福特夫妇）馆藏著名的绿度母唐卡时，认为作品中出现的岩山图案是绿度母唐卡最突出的特征，这种母题来自印度的波罗风格，证据是12世纪前后的波罗风格的经卷插图作品中有这种图案，在缅甸的蒲甘（Pagan）地区同时期的作品中也有这种岩山图案，巴勒认为两者都是源自波罗艺术的母题。美国麻州史密斯学院教授玛丽琳发展了巴勒的观点，认为这种岩山图案最早出现于2世纪的印度雕塑，盛行于后来的经卷插图，在7世纪的朝鲜瓦当中也出现了岩山图案，“表明这种形式或许是当时世界各地风景模式的一部分”。大约在12至14世纪，这种母题在藏传绘画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从那以后逐渐衰落，到15世纪初叶至中叶，只是作为一种非常简约的自然主义母题偶尔可以见到。

注：叮当猫找到一批佛画给我得瑟，发给我几张图显摆，一开始那几张完全汉传风格的差点把额唬住，结果一张汉藏结合的一看偶就认出是俄当年从黑水城盗走的西夏宝贝，然后就开始损他难道不知道是哪里的东东吗。哇咔咔！接着就开始8挂给他听当年介批宝贝如何被盗，现藏何处，中方西夏史专家如何能在莫斯科冬宫清理介批文献。吼吼，看来涉猎广一点还是有好处滴，竟然能反过来把喵星人忽悠住！白滨先生的回忆录是看过滴，另介些带有藏传风格的唐卡之前也见过书里的配图，上面所配文字稿具引自《西夏藏传绘画：黑水城出土西夏唐卡研究》（谢继胜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