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祠博物馆文化景点，包括其周边的天龙山佛教石窟、龙山道教石窟和蒙山大佛，构成了一道靓丽的中华人文风景线，体现了大一统华夏远古精神的内核。特别是彰显着晋阳文化“兼容性”这一突出的特征。晋祠早在北魏时就远近闻名，北齐时“大起楼观，穿筑池塘”。北齐末帝高纬广修佛寺，于天统五年改晋祠为大崇皇寺。北宋以后，以圣母殿为主的宗庙建筑群拔地而起，体现出中国古代“忠君孝亲”等传统文化理念。

    而在晋祠园内最南端，我们能够看到十方奉圣禅寺和舍利生生塔，据说是唐大将尉迟敬德“弃武修德”将别墅改建而成。这个发源于古印度的宗教，以“百忍成道，离苦得乐”的宗旨，一经进入国人视野，立刻成为一条修心养性的途径。北边的昊天神祠，作为晋祠内最主要的道观。其东侧则有供奉担负昌文运、得功名职能的文昌星神的文昌宫。道观的兴建成为当地百姓群众，特别是道教众徒进行所谓“沟通天意，祈福禳灾，设斋建醮，修道成仙”的重要场所。

    与文昌宫相连的是弘扬儒家学派思想的七贤祠。文昌宫和七贤祠是两座不可分割的整体建筑。所谓七贤，是春秋时代的豫让、唐代的李白和白居易、宋代的范仲淹和欧阳修、明代的于谦和王琼。这七位古人在历史上都与晋祠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或是礼义名臣，或是儒学诗人。晋祠庙宇不同文化元素反映了以佛修心、以道养身、以儒治世为宗旨的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历史史实。

    同时，纵向看晋祠诸多的文化符号，既有魏晋风骨，也有汉唐风范；既有宋金华彩，又有蒙元气派。晋祠见证了具有2500多年建城史的晋阳城的兴衰荣辱。晋祠文化的特质充分体现了作为中原北门的太原的文化个性，既具有北方少数民族强悍、勇猛、豪放的特征，又兼收中原汉民族崇文、尚礼、重儒的个性。其兼收并蓄的鲜明的地域文化特点至今成为发展经济社会至关重要的文化价值和审美追求。

    太原地处祖国北方，是汉族与少数民族交流融合的地带。《左传·定公四年》载，周成王对叔虞曰“命以唐诰，而封于夏墟，启以夏政，疆以戎索”。晋国从周初受封于唐，改唐为晋，基本上执行了“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治国方针即在政治上沿袭夏朝的治国方略，在生活习惯和行政管理上又照顾到戎狄的传统习惯。这种兼容精神在太原地区体现的尤为突出。太原作为中原文化与草原文化的交汇区域，战时成为各种政治集团争夺的军事据点，和则成为边关贸易往来、货物集散的枢纽。

    如今，“古道”尚存，“黄尘”已去。“边城”依旧，“烽火”无痕。然而，历史毕竟给我们留下大量的、令人引以自豪的文化元素。也只有这些文化元素才能体现出我们这座具有数千年悠久历史的古城，散发出的永恒的魅力。这些可圈可点的文化遗珍，倾注了先辈们无可估算的心血和智慧，倾注了他们一生一世的虔诚与信誉，从而也成为了他们心目中最大的精神慰藉和心灵寄托。可是，也许先人们没有想到的是，数千年之后，他们的劳动不仅不会“落花流水去”，反倒成为承载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动力。

    历史文化的力量是无穷的，但也不能忽略无情岁月对文化载体的颠覆与损毁。环顾四大文明古国，古埃及文明几尽倾圮，两河文明早已埙落，古印度文明亦成残缺，只有中华文明灵光依然，得到比较完整地传承。我们庆幸并感谢数千年间为传承、修复、建设中华民族文化做出杰出贡献的人们。当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传承文明、发展文化的行列中来的时候，文化也给予社会和人类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终极永恒的心理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