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旅途上的许多人和事，有些过眼就忘了；有些却一直让人记忆犹新。譬如轻工中学的不少人和事，我一直难以忘怀，几十年了，总是如此，由于人和事较多，我不能每个都说。这里我就单单说说老蔡吧。

——老蔡，轻工中学好多人都这样叫他。我也这样称呼他。他自己也乐意这种亲切随意的叫法，——既不陌生，也不刻意。调到学校不久，我和他刚认识，他就对我们几个同乡说：“我们如果叫什么某老师，某老师的，那显得见外了，听了别扭。大家随便些吧，毕竟我们也不是什么科班出身，都是从广阔天地走到工厂来的，现在勉为其难充数个老师，实在有点名不副实。所以我就叫你们小朱，小王......你们叫我老蔡好了，怎么样？”他这么说，正合我的想法，我马上点头同意。其他同乡也都赞成。于是我们就这样彼此叫开了，以致后来还延申到称呼其他人。当然，也有同事因为尊重老蔡，还是叫他蔡老师的。

其实称他“老蔡”，除了上述理由外，也并不十分确切。假如以现在的标准衡量或许还能称“大蔡”、“小蔡”呢。就算那时，他也不过四十刚出头年龄，并不老，相貌也正和年龄相当，怎么能说“老”呢。但只有一点倒可以连上“老”字，就是做事比较老练。再则，和当时我们二十几岁的年轻人相比，似乎勉强可以加个“老”字。

老蔡，他的经历丰富。在来轻工中学之前，他是在燎原厂工作的。如果往前推，他则是崇明农村一个大队的党支部书记。说得更早些，他原是上海一个厂的工人，具体是在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我不太清楚。我只晓得，他是1962年响应号召，从那个工厂回乡支援农业的。在战天斗地近十年之后，又在1971年被召回工业部门，其后便来到皖南山区参加小三线建设的。

在学校，因为是同乡，我们平时也许更投缘些。由此原因，老蔡就像忠厚的长者一样，经常关心着我——从工作、学习一直到生活。1978年，我生病了，要去雄路医院治疗，老蔡和韩老师，还有医务室的医生，马上想法联系好校车，及时把我送进医院，使得我早日康复。我出院以后，又是老蔡，把我送回上海，送到乡下的家里。其间，他帮我买菜买饭，去车站买票，到码头搀扶，一路照顾的情景，如今仍一直浮现在眼前。

老蔡在轻工中学的人缘应该是不错的。他平时总是脸带笑容，亲切地和大家打个招呼。一向与同事们都相处得挺好。即便有个别老师偶尔误解他，发生些小矛盾，他也不记恨人家的。

老蔡很关心学校的工作，注重学生的身心健康。他能够不住地给学校领导出点点子，协助领导做些工作。但老蔡极有原则，看到有些领导应该能解决的，不应该发生的事情，他会毫不留情地指出，希望领导能圆满处理好。至于采取的方式是否十分妥当，所用的语言是否太过尖锐，领导能不能坦然接受，我以为老蔡倒没有过于考虑。但老蔡的出发点，不言而喻是正确的。就像那次和我每人写一张大字报的事情。那次，我认为，虽然老蔡对校领导提意见时，语言有些激烈，但初衷是为了搞好学校的工作。而轻工公司个别领导没有认真听取当事人的陈述，仅凭汇报之词，不适当地批评了老蔡，处理了这件事情。老蔡却依然接受了。

对待教学工作，老蔡认真负责，不会回避自己的欠缺，能够虚心接受学生的批评。有次他在给学生上课时，解释杜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时，对“朱门”理解有误，第二天经老师与学生指出后，他能认真接受，马上纠正，诚恳向学生致歉，说自己作为老师，不应发生这样的错误，表示以后一定加强学习，提高教学能力。他的做法获得了该班学生的一致好评......

这就是老蔡。这就是老蔡在我心目中留下的印象。

这以后，轻工中学人和事，当然包括老蔡的事，由于我已经回海峰厂了，就不太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