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特大城市，由于人口过分集中，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入托难、就医难等诸多问题已经严重困扰居民的生活。这些不尽如人意的表现有一个简单的名字：城市病。（10月8日《中国青年报》 ）

　　大城市病了吗？

　　当200米的路程，你开车要走上半个小时；当孩子上个幼儿园还要支起帐篷挤着报名；当“安居乐业”中的“安居”在大城市成为一个需要毕生为之奋斗的梦想；当你在城市里已经很难看到满天的繁星……这个城市至少是有什么部位不舒服了！

　　以北京为例。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提供的数字是：按照资源、环境承受力，北京能够承担的极限人口是1800万，但北京的常住人口已超过1900万，瞬间人口达到2100万。这多出来的几百万人口的吃喝拉撒，足以让一个城市巨人肌体发生病变。

　　人口向城市的流动自古就有，“人向高处走”一直是中国人为人行事的准则之一。白居易“居长安不易”，说明一千多年前那些有名有姓的达人也是从乡村走出来，然后踏入城市，才开始自己一生的历练。只不过那时候，这种流动受限于交通的不发达，还有落后的生产力，仅仅存在于士子以及一小部分买卖人中间。这样的流动就像是山间的一股小溪，带来的更多的还是一种必要的新鲜血液，无论是数量还是冲击力，远远没有达到引发“城市病”的高度。

　　到了现代工业文明社会，这种流动突然加速、加量，不再是小溪流，而是洪水，蔓延各地。一个合理、冷静的城市化进程，应该是在城市扩张的同时，还能与城市之外的乡村保持一种生态性的平衡，乡村与城市之间应该是一种对流互动的关系；但我们现在的城市化进程是什么？城市好像一个巨大的磁场，用无限的吸力把周边的资源、人才一股脑地吸附过去，吸进肚子之后，却又发现自己并没有足够宽容的肠胃把这些营养消化吸收，最后闹到医院那儿，落下了一个“消化不良”的病根儿。

　　并不是每一项公共决策都能照顾到这种平衡。这样一种“城市病”也不是哪一项具体公共决策造成的，它是一种长期的、综合的病症。所以，我们不能奢望一个药方就能药到病除，再说了，船大不好掉头，即使一个很好的决策，也要在很长时间后才能见效。

　　但，这至少要引起决策者的注意。而对那些生活在大城市的人们，也是一种提醒，提醒我们走出北上广，未来的小城市、未来的乡村未必就不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