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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白氏内经》原为《百氏内经》

(2018-02-19 10:4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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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时尚国醫学习
    成都老官山汉墓考古发现大量竹简,从竹简内容看,都是医书,分为9部,除《五色脉诊》有书名外,其他书暂定名为《敝昔医论》、《脉死候》、《六十病方》、《尺简》、《病源》、《经脉书》、《诸病症候》、《脉数》。
    感恩老祖宗把好东西都埋在地下,有待后人的继续发现。

《白氏内经》原为《百氏内经》

张效霞

 

本文发表于《中国中医药报》2014年4月24日第8版

[转载]《白氏内经》原为《百氏内经》
  白氏《内经》《外经》《旁篇》凡99卷,自《汉书·艺文志》著录之后,可以说消失地无影无踪,几乎没有留下一点可供寻绎的线索。惟姚振宗在《汉书艺文志条理》中说:“白氏不详何人,自来医家罕见著录。其书大抵亦本黄帝、扁鹊《内外经》而申说之,故其《内经》卷数倍多于前。《旁篇》者,旁通问难之属也,或统于白氏,或别为一家。又按:本《志》‘杂家’《伯象先生》一篇,《风俗通·姓氏篇》作‘ 白象先生’。张澍辑注曰:‘伯’与‘白’同。又,《集韵》:白,音博陌切,与‘伯’同。疑此白氏即岐伯,而称伯氏者。此类医经皆黄帝、扁鹊、岐伯之所传,而后如秦越人、仓公,亦皆引申发明之。”

细玩此说,无论如何都是不能成立的。“白”与“伯”音同相通,“白氏”或为“伯氏”是可能的,但绝对不能据此而认定“白氏即岐伯”。姚振宗这位晚清赫赫有名的目录学大家,之所以会有此说,乃是因为在《隋书·经籍志》中有《岐伯经》一书的缘故。其在《隋书经籍志考证》“岐伯经十卷”条又说:“《汉志》医经家惟有黄帝、扁鹊、白氏三家《内外经》各若干篇及《旁篇》凡七部,白氏不知何人?《集韵》言‘白’与“伯”同,疑即伯氏,伯氏或即岐伯。此《岐伯经》岂《汉志》《白氏内外篇》之留遗者欤?又疑即王叔和《脉经》之异名,《脉经》本纂岐伯诸家之说者也。”

从姚振宗自言“又疑即王叔和《脉经》之异名”来看,其本人对“白氏即岐伯”也没有多大把握。考之通例,无岐伯称伯氏之理;稽之典籍,亦无岐伯称伯氏之例。因此,“白氏即岐伯”之说,绝不可凭。实际上,宋代以前书目中,以“岐伯”为名的书籍除《岐伯经》外尚有很多,如《岐伯灸经》(《唐书·艺文志》)、《岐伯针经》《岐伯论针灸要诀》(《宋史·艺文志》)、《岐伯精脏论》(《通志·艺文略》)等。这些古医籍大多是六朝时人托名岐伯或掇拾黄帝学派书中岐伯之言而撰成的,与《汉书·艺文志》中的白氏《内经》《外经》与《旁篇》,可以说是毫无任何关系。

我们认为,要揭橥《白氏内经》的“庐山真面目”,必须从刘向父子校书时是如何确定书名及部类图书的说起。因为《汉书·艺文志》是在刘向、刘歆《别录》《七略》的基础上“今删其要,以备篇籍”而成,几乎“全用《七略》”(王国维《观堂集林·汉书艺文志举例后序》)。

从现存资料看,《白氏内经》虽首见于《汉书·艺文志》,但“(黄帝)《内经》,刘向编《七略》时已有之”(杭世骏《质疑》),以此推之,《白氏内经》之名也无疑最早见于《别录》《七略》,并且很有可能是刘向父子所定名。这是因为古人著书,多不著撰者姓名,且“多单篇别行,及其编次成书,类出于门弟子或后学之手,因推本其学之所自出,以人名其书。”古书之命名,多后人所追题,不皆出于作者之手,故惟官书及不知其学之所自出者,乃别为之名。其他多以人名书。余嘉锡《古书通例·古书书名之研究》)具体说来,两汉以前的学者,并非专以著书为能事,故有的著作不一定题有书名,后来校书者可以根据其内容,定一书名。又有原书名不妥或有歧异者,校书者也可以参酌情况,重为更定。刘向校书时,也确乎进行了重订书名的工作。徐坚《初学记》引《别录》云:“所校雠中《易》传《淮南九师道训》,除复重,定著十二篇。淮南王聘善为《易》者九人,从之采获,故中书署曰《九师书》。”是此书原名《九师书》,今称《淮南九师道训》,则为刘向所改定。《战国策书录》又云:“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是此书在当时搜集到的不同本子中有六种不同的书名,刘向根据其内容,选择了《国策》的名称;又为明确起见,更加上一个“战”字,并于“书录”中说明了理由。《白氏内经》是否为刘向所定及其命名缘故,“盖必尝著其说于《别录》,而今不可见矣”(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别录》《七略》今虽亡,但以《淮南九师道训》《战国策》等是由刘向所改造命定的新书名推之并揆诸当时图书流传之客观实际状况,则《白氏内经》的书名亦当出于刘向校书时,有所定名,盖无疑矣。

虽然我们今天已无法确知《白氏内经》书名来由之原委,但仍可从《汉书·艺文志》中寻绎出刘向父子确定书名的大体原则。这对我们理解《白氏内经》具体之所指,颇有裨益。简单地说,一是以人名命书,“古人著书,既不题撰人,又不自署书名。后之传录其书者,知其出于某家之学,则题为某氏某子,或某姓名。”(《古书通例·叙刘向之校雠编次》)对此,《诸子略》和《诗赋略》体现得尤为明显,“题某人或某官某者,居十之九(《古书通例·古书书名之研究》)。以《诸子略》的“名家类”为例,收书“七家,三十六篇”,分别是《邓析》二篇、《尹文子》一篇、《公孙龙子》十四篇、《成公生》五篇、《惠子》一篇、《黄公》四篇、《毛公》九篇,显然皆为以人名命书者。二是以学术旨趣所属学派与师承关系命书,“古人著书,不自署姓名,惟师师相传,知其学出于某氏,遂书以题之,其或时代过久,或学未名家,则传者失其姓名矣。即其称为某氏者,或出自其人手著,或门弟子始著竹帛,或后师有所附益,但能不失家法,即为某氏之学”(《古书通例·古书不题撰人》)。如《乐》类中的《雅琴赵氏》《雅琴师氏》《雅琴龙氏》等即为其例证。以此命名的书籍,在《汉书·艺文志》中随手可摘,兹不赘举。刘向之所以以人类书、以学派归属名书,乃是因为“各家之书,无论自己所著或弟子所述,皆有门弟子传授肄习,而中间遇有成学之士,有所论著,亦附师书以传。故即使数传之后,继起无人,而其书亦自成部居,不与他书杂乱,此刘向校书,所以得据以定为某人之书,而弟子后学之作,亦遂往往厕次其中也。故诸子之书,每非一人专著,而为一家一派总集。”(罗根泽《“墨子”探源》)。

了解了《白氏内经》或为刘向所定名及其定立书名的原则之后,知晓刘向父子部类图书的义例,对揭示《白氏内经》的书名含义,则成为殊为重要的事情,甚至可以说是我们今天惟一可以值得凭藉的“可靠”线索。

纵观《汉书·艺文志》,可以发现刘向父子部类图书,并非随意而为,而是条理清晰,秩然不紊。先把当时书籍按学科领域及性质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个一级学科(即“类”、“大类”),然后“剖析条流,各有其部”,复分为若干二级学科(即“种”、“小类”),即《六艺略》以古书对象分为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九种;《诸子略》以学术思想分为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十种;《诗赋略》以学术派别之不同将赋分为屈原、陆贾、荀卿三种,并附以与“赋”体裁不同的杂赋、歌诗两种,共五种;《兵书略》以作用分为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四种;《数术略》以职业分为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六种;《方技略》则以学科性质及作用分为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种。每“种”(“小类)之下,也都有其书籍排列之义例可循,因《白氏内经》在“医经”这一“小类”,所以对“小类”编排顺序及其个别书名命定之特例进行追溯,对廓清《白氏内经》之性质,就是一个更为重要和关键的问题。大体说来,每一“小类”基本都是按照时代先后及学术派别之归属进行整理和归类,而且学派归属、学术倾向明确者排在前面,学术倾向不明确或学说驳杂者列在后面,且以“杂”或“百”字来命名这些著作。

如《易》类,按照其书籍产生时代有“经”、“传”、“章句”之次列,“经”、“章句”皆有施、孟、梁丘三家,“传”则在《周氏》《服氏》《杨氏》《蔡公》《韩氏》《王氏》《丁氏》《淮南道训》等这些作者明确的书名之后,有《古杂》《杂灾异》之书名,且不署作者姓名。沈钦韩云:“《古杂》者,盖年代汗漫,虽有其书,莫究其用。亦未知是周太卜所掌与否,故存疑云尔。或杂说古帝王卜筮之事,如汲君《师春》但取《左传》卜筮事为书耳。”(《汉书疏证》)姚振宗曰:“古今杂说阴阳灾异占候之书,别为一类。”(《汉书艺文志条理》)与此相同者,《孝经》一篇、十八章,长孙氏、江氏、后氏、翼氏四家之后,有《杂传》四篇,亦不署名,姚振宗云:“《杂传》者,不主一家。刘中垒裒录诸家之说,题以此名。”(《汉书艺文志条理》)由《古杂》《杂灾异》《杂传》等书名命定缘由来看,刘向父子校书时对所用底本不著撰人姓名,且学说歧异,驳杂不纯,不主一家,难以归入一家一派的书籍,署以“杂”字。

又如《诗》类,为之做训诂者有齐、鲁、韩、毛四个学派,“齐派”在《齐后氏故》《齐孙氏故》《齐后氏传》《齐孙氏传》之后,有《齐杂记》一书且不具作者之名,姚振宗曰:“此与春秋《公羊杂记》相类,皆合众家所记以为一编。”(汉书艺文志条理)同样地,注释《春秋》者有左氏、公羊、谷梁、邹氏、夹氏五个学派,在“公羊”学派中,除《公羊颜氏记》《公羊董仲舒治狱》外,有《公羊杂记》八十三篇,张舜徽注云:“此书既名《杂记》,又有八十三篇之多,盖亦经师荟萃群言之作,故不著其名氏。”还有,“阴阳家”有《杂阴阳》三十八篇,班固注云:“不知作者。”张舜徽注曰:“学者撮抄群言之作,以其为荟萃之丛编,故作者不自署名也。”另外,“道家”有《杂黄帝》五十八篇,班固注云:“六国时贤者所作。”此书只知道作者的生活时代——六国,但冠以“贤者”,与不署作者之名基本无异。张舜徽注释说:“凡云‘杂’者,谓其不纯一也。此盖六国时人治《道德》之术者,杂集众说,兼采异论以成一编。篇幅较多,又托为黄帝遗教,故名之曰《杂黄帝》。”(《汉书艺文志通释》)由《齐杂记》《公羊杂记》《杂阴阳》《杂黄帝》等立定书名之来由看,刘向父子对作者不明,学派归属虽然明确,但却是综合诸家、荟萃群言、杂集众说的书籍,也冠以“杂”字。

再如“小说家”,罗列十五家书籍之末,有《百家》百三十九卷,亦无署名。张舜徽云:“此与道家之《道家言》、法家之《法家言》、杂家之《杂家言》同例,俱殿各家之末,乃学者撮抄精言警句之编。小说家百家之说尤广,故所录为多,致有百数十卷。”(《汉书艺文志通释》)对这种名为《百家》的义例,刘向自己曾做过解释:“所校中书《说苑杂事》及臣向书,民间书诬。校雠其事类众多,章句相溷,或上下谬乱,难分别次序。除去与《新序》复重者,其余者浅薄不中义理,别集以为《百家》。”(《说苑叙录》)于此可见,刘向父子对将一个学科或学派内将众多各家之说汇编为一编及“浅薄不中义理”者,在书名中加以“百”字。

刘向父子以“百”、“杂”之字命书之义例,已如上述。行文至此,我们完全可以对《白氏内经》之具体所指做出解释了。首载《白氏内经》的《汉书•艺文志•方技略》是这样说的:“黄帝《内经》十八卷、《外经》三十七卷,扁鹊《内经》九卷、《外经》十二卷,白氏《内经》三十八卷、《外经》三十六卷、《旁篇》二十五卷。上,医经七家,二百一十六卷。”此之黄帝、扁鹊、白氏《内外经》是以人名定书名?还是以“不失家法,即为某氏之学”亦即以书籍学术旨趣之归属来命书的呢?对此,日本学者山田庆儿指出:“可以把黄帝、扁鹊、白氏这三家之名看作是把他们尊奉为鼻祖的学派的名称。我目前的工作假设是:西汉有过各种各样的医学学派,它们曾经大别为三个系统。我认为,《黄帝内经》可以说是黄帝学派的论文总汇编。”(《黄帝内经》的形成)我国学者李伯聪也说:“可以说,不需要有什么特殊的‘眼力’,就可以看出其中包括了黄帝、扁鹊、白氏三个学派的医经。”(《扁鹊和扁鹊学派研究》)笔者完全同意将“医经类”中的黄帝、扁鹊《内外经》作为黄帝学派和扁鹊学派“论文总汇编”的意见,但白氏《内外经》是否是白氏学派的医经,则存有不同意见。“白氏”著作仅以其《内外经》计算,即达74卷,是扁鹊《内外经》21卷的三倍还多,比黄帝《内外经》55卷也多出近20卷;若将《旁篇》25卷也计算在白氏名下,则达近百卷,是扁鹊学派著作卷数的近5倍、黄帝学派的近2倍,若当时的确存在一个以白氏为学术带头人的“白氏学派”,则其风头和势力远远凌驾于黄帝学派、扁鹊学派之上,据刘向父子校书之义例推之,不当在书名中仅冠以“白氏”,即使以其姓氏为书名,也应当对这位在当时比黄帝、扁鹊还赫赫有名的“白氏”以“注”的形式对其字号做一交代。而刘向父子、班固都没有做出注释说明,因此将《白氏内经》视为“白氏学派”著作荟萃之说,就难以服众了。

以黄帝、扁鹊《内外经》是“学派论文汇编”恒之,则《白氏内经》亦当是一“学派论文集”,但这一学派却不可名为“白氏学派”,究竟是指哪个学派呢?笔者以为,“白”为“百”之讹,以形近致讹。《史记·酷吏列传》谓汉武帝时盗贼群起,南阳有“白政”,而《汉书·酷吏传》作“百政”,即为其例证之一。其实,根本不需要寻找原为“百”字,后讹为“白”字的书证。“百”讹为“白”,是在流传过程中脱去“一”横的人所共知的“脱简说”,就完全可以得到合情合理的解释的。如此以来,《白氏内经》原为《百氏内经》也。

刘向为何有《百氏内经》之名呢?这还需要从刘向校书时流传书籍的实际情况说起。当时,书籍多以简策书写,简重丝细,日久易散,而且各篇单行,篇章任意分合,全书尚未定型。刘向父子面对搜集到的实数虽仅一万二千三百余篇而容量积如丘山且散乱无序的简策,实感整理编定之不易。就是对其中既无署名又无书名的一些书籍命定书名,也是需要破费一番周折才能完成的细致工作。身为当时博学鸿儒的刘向非常清楚汉代以前,治学注重师法、家法的传统,当时的情况时“师之所传,弟之所受,一字毋敢出入”(皮锡瑞《经学历史》)),甚至可以说每一家各守一摊,除了自己这一摊,什么都不闻不问。于是乎寻绎著者之思想,“推本其学”,因而溯沿学术之源流,按照作者或学派把这些单篇流行的文章收辑起来,校其讹误,去其重复,将它们编集在一起,并以其学派开山鼻祖之名为书名,就成为至便稳妥的不二选择,这也是笔者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推寻刘向命定书名和部类图书之义例的原因所在。

就“医经类”书籍而言,刘向、李柱国搜集到的单篇别行的简策中,既有祖述黄帝学派的论文,也有程绍扁鹊学派的论作,于是分别将原本散乱无序的黄帝学派和扁鹊学派之书进行筛选排比、整理归类,然后编为一册,定著而成新书,并命名为黄帝、扁鹊《内外经》。除此之外,还有众多研究旨趣、学术观点与黄帝、扁鹊学派不尽相同的文章,但不失为关于“医经”的重要论述,也将它们汇集起来辑为一编,名之为《百氏内经》《百氏外经》。因为收入的既有作者署名者,也有不著撰人姓名者,且合众家所记、荟萃群言,所以冠以“百氏”;也因为是将众多各家之说汇编成册,与专收一家一派论文总集的黄帝、扁鹊《内外经》显然不同,所以刘向将其列于黄帝、扁鹊之后;又因为其杂集众说、兼采异论,篇幅庞大,字数甚多,《内经》《外经》虽已达74卷之多,但依然容纳不下,所以又有《旁篇》25卷之设;更因为是众家汇集之作,其学说驳杂不纯,非一家之学,又非一派之说,很难被师传其学、弟受其业的哪一学派所重视,所以自《汉书·艺文志》之后,就再也看不到其只言片字了。

综上所述,不论是从刘向校书时确立书名及部类图书的义例进行考证,还是从当时图书流传的历史客观情况进行考察,抑或是从基本的逻辑原则出发进行推论,《白氏内经》无疑当为《百氏内经》,即《百家内经》也;“百”之义犹“多”,即《多家内经》也;“百”之义犹“杂”,即《杂家内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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